他是火柴托拉斯的巨擘，又有“煤炭大王”的雅号；他曾在上海水泥行业中独占鳌头，也曾在毛纺织业崭露头角；他曾涉足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各种事业，也曾接办贪污盛行、历年亏损的国营招商局。他就是爱国实业家刘鸿生。刘鸿生的的经营才干精明练达，管理方式独具一格，当然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也是十分卓越。

刘鸿生生于1888年，祖籍是浙江定海。祖父刘维忠曾在上海宝善街开设过丹桂茶园，这是那时的一个戏院。父亲刘贤喜号崧珊曾是招商局的轮船买办，死后，轮船买办职务由刘鸿生的兄长刘菊生继任。

刘家境况本来不差，但到刘鸿生时已经中落。曾听他讲过：“银箱中只存当票，不藏银洋。”因此，当他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还未读完上学期就中途辍学、另谋生途了。1909年间，刘鸿生经上海某德商洋行买办黄可方和工部局翻译周良卿的介绍，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当职员。当时，开平矿务局由于所产煤炭质量欠佳，销路不畅，亟欲利用中国人代为推销。因而刘鸿生开始了对开平煤的推销活动。

当时刘鸿生推销煤炭的对象，主要是上海市区的老虎灶和上海邻近各县烧制石灰和砖瓦的窑户。刘鸿生的销煤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使当时上海的开平矿务局经理巴汉十分满意。1911年，当刘鸿生二十四岁的时候，遂被提升为买办。

刘鸿生担任上海开平矿务局买办后，除按月领取薪金外，还有销煤的佣金收入。佣金每三个月结算一次。这时，刘鸿生在上海开平矿务局内设置了买办间。接着，刘鸿生又以薄利多销、贴补佣金、跌价竞销、赊销等方式在激烈的竞争中向京沪沿线迅速发展业务，并在重要地区设立码头、堆栈、煤号等，供应网点广泛而可靠。不到三年，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都成了开平煤炭的重要销售地。

1914年，一战爆发时开平、滦州两矿已合并为开滦公司，公司因英籍职员多被征召回国，将所有外商用煤亦划归刘鸿生供应，又扩大了他的经营范围。大战期间，因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煤炭销量剧增，刘鸿生的年收入达20万元以上。大战结束时，年轻的刘鸿生已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和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并担任了上海宁波同乡会的会长。在当时上海的煤炭业中，刘鸿生已找不到竞争对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煤炭大王。

20世纪早叶，我国国产的黄磷火柴成本低廉、生产简单，但容易自燃，又有毒性。刘鸿生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开办火柴厂，生产安全火柴。当时，国产安全火柴产量很少，刘鸿生面临的劲敌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和日本的猴子牌火柴，其中尤其是日商在我国设厂生产的猴子牌火柴，成本低，质量好，销路很畅。

为了赶上并超过猴子牌，刘鸿生亲自到日商火柴厂参观学习，高价购进全套设备，高薪聘请日本技师。同时，刘鸿生又以优厚的待遇聘请留美化学博土林天骥担任总工程师，研究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和火柴盒两侧赤磷片磨损两个技术难题。

1920年1月，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成立，很快就投入了生产。刘鸿生在产品成本上精打细算：糊火柴合利用廉价的家庭劳动力，厂内雇用部分童工，在火柴合上刊登美丽牌香烟广告以收进广告费，等等。由于鸿生火柴厂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略低于“凤凰”和“猴子”，在市场上迅速打开销路。后来，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猴子”销声匿迹，“凤凰”亦销路大减，刘鸿生的国产火柴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正当鸿生火柴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国内中小火柴厂蓬勃兴起，瑞典火柴公司也在上海收买日资火柴厂，就地生产凤凰牌火柴，力图东山再起。刘鸿生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同业合并、减少竞争的倡议。他充分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首先说服中华，荧昌两个大厂与他合并，于工930年7月组成大中华火柴公司，并出任总经理。接着，刘鸿生又合并了裕生、燮昌等厂，使大中华火柴公司成为有7家分厂的全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火柴卷土重来，并公开走私漏税，而国产火柴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下税率猛增，成本增高。在这严峻的挑战面前，刘鸿生临危不惧，奔走联合同业华商一致对外，并出面与日商代表取得协议，呈请国民党政府批准，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从而控制了全国火柴产销数量，防止了走私漏税，同时把日本火柴限制在华北一带销售，阻止它南下争夺市场。于是，大中华公司的产品获得了稳定的售价与销路，顺利渡过了难关。而刘鸿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击败了“猴子”，制服了“凤凰”，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