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眼中的国共两党饮食作风

延安大生产运动。

党的各级干部的吃饭问题表面上是生活琐事,实质上是一件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大事。回顾党的历史,延安时期干部吃饭问题也颇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在“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干部吃饭问题的记载,让人印象深刻。

国民党干部“吃相难看”

1937年秋至1938年秋,谢觉哉被派往兰州担任党中央驻兰州党代表。在兰工作期间,谢老仍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且对国统区的吃饭问题着墨颇多。

全面抗战伊始,国民党员依旧未改其脱离群众的本色,甚至在吃喝问题上发展到对群众巧取豪夺。友人樊某对谢老所言,让谢老大吃一惊。谢老在1938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樊先生来谈兰垣腐化情形,招待约二百苏联人员,伙食每天可剥削五百余元,每人每天四元八角,实际不过两元。伙食如此,其他可知。”

国民党军队不得民心。谢老在1937年底的日记中写道,“杨云凉州军队万余,每人日食面一斤半,马数千匹,每匹日食料三升”,“均向人民摊派,供摊派者计六县,群众苦不能言”。在1938年2月的日记中,谢老生气地写道:“一些无心肝的官吏有的说‘明天就要牺牲,今天应该享乐’;有的说:‘大局不甚稳了,趁时会抓几个吧!’贪官土劣狼狈为奸,怨气冲天,官场扫地,多数人民朝不保夕”。

共产党干部“后天下之乐而乐”

1938年9月,谢觉哉终于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延安。抵延不久,谢老便向边区建设厅的人了解民情。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晤建厅刘厅长说今年垦荒达六万多亩,估计今年秋收可够两年食用,一般民众穿吃不成问题。去年青黄不接时有欠食的,现已没有。延市人民生活一般比机关好。”

虽然大生产运动帮助边区做到丰衣足食,边区政府等单位却并非经常宴客。在1943年2月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阳历新年边府没有请客,阴历新年边府和边参共请了一次,七桌,此外就没有请了。其他机关也少见请客。”

直到抗战后期,延安干部饮食仍未与普通群众拉开差距。谢老1944年2月的日记记载了延安南区经济调查报告:“年消费肉类36740斤,7340人,平均每人吃肉五斤;植物油73480斤,每人10斤(吃和点灯)。而延安南区王家沟村十二家农户及南区四家经营副业的,调查则为富裕农民年吃肉14.2斤,中等农5.2斤,较贫农4斤,经营副业的14.7斤,平均为9.4斤。”谢觉哉说:“我们供给标准,大灶月吃小秤肉二斤,一般说,不低。不过农家饭的作法比我们好。”

吃饭问题折射群众路线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前,边区个别单位供应较为紧张,一度出现以低价购买群众商品的现象。谢觉哉批评某单位总务部门:“总务处对供给的计划与预备有异常成绩,如萝卜、白菜每元购六十斤以上,市价仅二十来斤,二毛一月的烤火费,能整日烧木炭。”

作为高级干部,谢觉哉自己也开展农业劳动,体会农民的不易。他在194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我到北方才感到这句话意义的严重。南方温热期长,虽然下种要及时,但迟几天同样可以成熟,北方就不然。去年我们种的洋柿子、大辣椒,都未黄熟,就遇到了霜天,萎了。”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在这一方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解放战争初期,友人陈行健给谢老写信,谈及在前线的见闻,唏嘘不已。在1947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谢老誊录了来信内容:“在翻身运动得到利益的群众中,我们常看到笑脸与真诚的接待。我在饥饿时候,吃过他们碗里正在吃着的面条。同时我也遇到没有翻身群众的白眼,当我饥饿时候,向他们要开水喝没有,要饭汤喝没有……”共产党人收获的民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踏踏实实争取来的。共产党人能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是在战场上打败了他们,同时在餐桌上也打了胜仗。(摘编自《紫光阁》2018年第12期 马晓敏 吴尹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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