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栗东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这句警言，凝炼的道出了“使法必行之法”在于人心的道理。

河南内乡，至今完整地保存着一座古代县级官署衙门——始建于元代的肃穆衙邸中，有一副警醒世人的楹联：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这副流传至今的对联，蕴含着官自民来、官为表率的朴素道理。

中国自古就有“身正为范”的传统，“其身正，不令而行”，官员对于社会风气的引领作用十分关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能不能得到遵守，法治能不能切实推进，人民首先是把目光投向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之中。

推进全民守法，要先把"权力"之虎驱赶进"法律"之笼。只有把一切权力约束在法律的范围内，人民才能切实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和价值，进而才可能自觉遵守法律。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令得不到执行，关键是上层有权有势的人带头不执法、违法甚至犯法，简单的说就是上行下效而导致的。

因此，商鞅认为，要厉行“法治”，不但要求各级大臣守法，也要求君主本人“慎法制”，做到“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可见，要推进全民守法，首先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在中国古代，自上坏法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皇帝坏法。

隋文帝曾大力提倡法制，但至晚年却不顾秋冬行刑的法定制度，在“六月天杀人”，时任大理寺少卿的赵绰劝说并对其加以阻止：“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隋文帝却辩解说：“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常召集群臣讨论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的原因，结论就是隋朝末年，君臣都不遵守法律，把法律抛在一边。

《隋书·刑法志》记载：“已而兵革繁起，赋敛日增，有司皆临时迫胁，苛求济凶，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广乃更立严法，敕国内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而盗起愈甚，广亦益肆滥刑；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于是国内大乱，而广杀戮愈多，动施法外之刑以至于亡”。

《魏郑公谏录》中也有记载：“朕见隋炀帝，都不以官人违法为意”，可见，隋朝末年，皇帝带头破坏封建法制，各级官吏无视法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所以，唐太宗认为严守法律是重要的治国之道，并且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全民守法。

“法之能行，自上守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诸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

“法之能行，自上守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诸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清代“康乾盛世”等盛世。

法盛则政兴，这些盛世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国家注意维护法制的秩序，即从上到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严格按法律办事，皇帝不枉杀臣民，官吏不徇私枉法，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

《史记·张释之列传》中记载，汉文帝有一次出行的时候，有一个人误入御道，把汉文帝的马弄惊了，这个人犯的罪叫犯跸罪，文帝命廷尉张释之审理此案，张释之判其罚金四两。

但是汉文帝非常恼火，认为判的太轻。

廷尉说，按照法律，犯跸罪，只需罚金四两，“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皆为之轻重。”

廷尉作为国家最高司法官，执法是否公平公正影响到全天下的司法，一旦廷尉都不依法办事，法制就败坏了，国家也就无序了，最终说服了汉文帝，并表示，“廷尉言是也”，避免了自上坏法的先例。

汉文帝守法、遵法，带来了全民守法，带来了文景之治。史书说，“王公贵族皆至清谨”不敢触犯法律，因为皇帝遵法。

贞观时期也是一样，君王带头守法，法行教成，垂法而治，唐太宗遵法、守法，整个天下，整个国家都遵法。

唐太宗时期，曾下敕对假冒资荫的官吏处死刑，但大理寺少卿戴胄却判一位假冒资荫犯流刑。太宗责备戴胄，胄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愤)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愤)而存大信也。若顺忿(愤)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最终被说服，并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贞观九年，高甑生遗误军期，李靖严加追查，高甑生便怀恨在心，诬告李靖谋反。经过审查，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高甑生被判处“减死徙边”之罪。

有人以高甑生是太宗作秦王时的老部下为由，向太宗求情。太宗断然加以拒绝，说:“如果这次宽恕了他，那么法律将怎么推行呢？他虽然是我的老部下，并立有大功，这当然不能忘记，但治理国家要遵守法律。如果今天赦免了他，那么许多人就会存有侥幸之心，这样一来，有功之人违法犯罪的就会增多。”

的确，坚持法治必须要做到严格执法，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否则一旦开了破坏法制的先例，以后再想坚持就不容易了。

唐太宗不仅对秦府旧属及功臣如此，即使是宗室贵戚，也不允许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只要有触犯律条的，都一概绳之以法，毫不宽贷。

凉州都督、长东王李幼良因侵暴百姓，在贞观元年被处死。江夏王李道宗，也因“坐赃下狱”，被免官，并剥夺了封邑。

有一次，唐太宗的外甥赵诚深夜在酒店杀死店主的女儿，被长安令严斌抓获，关入死牢。李世民的母亲知道后，让严斌放人。严斌上奏太宗，太宗批示“依法办事”，事后李世民责怪母亲：“不该拿国法当儿戏”。

唐朝之所以出现“贞观盛世”，正是因为皇帝带头守法，维护法制权威，进而全民守法，老百姓都服从规则意识，自觉遵守法律，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雄厚的法制历史和法文化传统，正因为上下遵法，守法，才有了盛世之治。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上下都按照法律办事，这样国家就会富强，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如此；相反，如果自上乱法，则国家就会衰败，甚至覆灭。

吸取古代治国经验，全民守法，要抓住“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动社会遵法和守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领导干部不遵法守法，怎么让群众信仰法律？领导干部在遵守法律面前没有例外。

提升公民守法意识，领导干部要从根本上树立法治思维，敬畏法治，遵守法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用权，消除特权意识，自觉将手中的公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更尊重法律、相信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