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具全身布满了黑色的斑点和脓疮的尸体，被装在回回炮的“勺子”里，随着铰链松脱，配重端急速下落，杠杆划过半空，这具尸体被甩了出去，越过城墙，落在了加法的街道上，摔成齑粉。它和其他很多具尸体一起，将给东罗马帝国治下的这座城市带来空前的灾难。

14世纪的四十年代，意大利商人控制了加法城。携带巨量财富而来的意大利人，攫取了原属伊斯兰教徒的权益，冲突一触即发。1345年的一天，普通日子，发生了一场普通的冲突，意大利商人和伊斯兰商人在街头争执，双方互不相让，以致冲突不断升级。再普通不过的事，带来了最意想不到的后果。

伊斯兰教徒们向离加法不远的金帐汗国求助，蒙古人则正愁没有机会发兵以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很快，蒙古铁骑将加法城团团围住。在一年的久攻不下后，蒙古人将沾染了神秘病毒的尸体抛进了城中。这是蒙古人从中亚大草原带来的，感染的人头疼、寒战、皮肤鲜血淋漓、呼吸衰竭，一周之内便一命呜呼，蒙古军队深受其害。

直到20世纪，人类才最终发现，这是印鼠客蚤和它们寄生的啮齿类动物共同携带的鼠疫杆菌导致的烈性传染病——鼠疫。飞沫传播是导致鼠疫局部地区爆发或毁灭性大流行的主要原因，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外，人与鼠之间的传播则需要印鼠客蚤作为媒介。大草原的旱灾过后又过度降雨，啮齿类动物获得了更多食物，因此大量繁殖，促进了鼠疫的传播。但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人们称之为“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

比黑死病更可怕的，是人的恶意。很快，死亡像是黑夜一样，降临在加法城里。几周时间，加法城人人自危，即使是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也只有祈祷这一种办法。见识过人间死地的意大利商人们带着财富而来，又带着病毒而去。迎接他们的是数不清的闭门羹，因为欧洲人也已经得到了传染病爆发的消息。船队在地中海上飘荡，最终大部分船只成为鬼船，全船死绝。到1347年10月，只有一艘船幸存下来。船上的人贿赂了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纳港口的总督，最终被允许登岸。当地人对船只进行的隔离被证明毫无用处，幽灵已经登岸了。

加法的商人们登陆墨西纳港仅仅一周，黑死病就在西西里岛传播开来，随即向内陆扩散，横扫了整个欧洲。另一个幽灵经由黑海航道抵达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很快传播到了热那亚，热那亚政府在恐慌中下令外来船只一律不得入港，强行闯关者以炮击回应。一艘商船不得不转道法国，最终登陆马赛港，为法国人送去了瘟疫的大礼。

据说在1348年的夏天，一个热那亚人到皮亚琴察去看亲戚，当天下着大雨，城里的人不放他入城，他只好淋着雨边哭边恳求。天黑时分，他的亲戚偷偷打开城门放他进城。结果不久之后，皮亚琴察城里就没有活人了。几周之内，米兰、都灵、维罗纳、佛罗伦萨等繁华富庶的城市一一沦陷，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瓦解，宛如人间地狱。

黑死病和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联系密切，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在那些年里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因此黑死病有时也称“佛罗伦萨瘟疫”。乔万尼·薄伽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在《十日谈》的开篇，他这么说：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茔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在一片恐慌中，有人结成小社团，离群索居，有人纵酒狂欢，整日出入酒馆娼寮。欧洲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在马赛，56000人死亡，在佩皮尼昂，8名医生只幸存一名，阿维尼翁的7000所住宅人去楼空。锡耶纳的一个居民当时记录到：“父亲抛弃儿女，妻子抛弃丈夫，瘟疫好像能通过呼吸和视线传递一样。 他们就这么死了，没有人埋葬他们，因为根本找不到人，友情和金钱都不好使了。 尸体都被堆积到几个大土坑里，我就亲手埋了我的五个孩子。 死人太多了……那些半掩的尸体被饿狗从土里拽出来，撕碎……”

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让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八千万，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残酷的、无差别的死亡是自然对人类社会机制的拷问。人们见识了教廷的无能为力，见识了王权的腐败堕落。采邑制度开始衰落，劳动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商人和工匠们的地位提高，从而促进了行会的建立，教廷的权威开始动摇。死亡本身，从走向神怀抱中的终极审判，变成了只能由人来思考、凝视、反省的人间事。疾病最终成为了某种艺术。

在绘画中，现实主义重新得到了重视。死亡代替天堂的奖赏和英雄史诗，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通过面对死亡，凡人展现了英雄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史诗性，他们不需要在别处寻找素材。在雕塑中也是一样，直到15世纪，雕刻家们还是喜欢在墓碑和棺椁的雕刻中，如实地呈现死者的缺陷，他那被瘟疫折磨的躯体，他可怖的死状。

手举镰刀，身披斗篷的死神成为了新的纪念碑，死神的雕像被抬进教堂，德国特里尔（Trier）天主教堂有一座17世纪的主教的塑像，旁边就站着一个死神。在黑死病蔓延的几年里，人们相信死者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拉着不幸的过路人跳死亡之舞，这意味着集体无意识中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死亡之舞大量出现在画作中，1424—1425年在巴黎“无辜受害者的墓地”（Cimetiere des Innocents）曾展出过一个系列。骷髅之舞和死亡之舞紧密相关，但通常出现于民俗艺术中，更多戏谑而殊无训诫意义。

同时，画家们开始运用图形失真，来在画面中隐藏死亡意象，以此来暗示死亡的无处不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533年汉斯·霍尔拜因的《大使们》，画面的底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长圆形头盖骨，突兀而离奇，和追求和谐、统一、神圣的宗教画作的审美风格大异其趣。

有一些传统题材在此时被赋予了更鲜明的意义。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少女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迪斯绑架，最终成为冥后，半年在人间，半年在地府。15世纪时，这个故事被画家们演绎出了新的风情，娇艳、美好，象征着生与爱欲的少女被死亡环抱着，红粉骷髅。

在另一些画作中，死神环抱的不再是少女，而是绝对的胜利。死神被描绘为残暴的君主，率领着他的奴才们横扫千军，踏平一切。在彼得·勃鲁盖尔的笔下，日常生活的诸多场景被一一破坏，死亡战胜了道德，战胜了秩序，甚至战胜了王权。死亡的威力在与日常生活的对比中被凸显出来。勃鲁盖尔将这幅画命名为《死神之凯旋》。

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代表着另一种路径。在这条人生道路上，人们不直面死亡，而是回避它。人们躲在小团体中，远离尘嚣，任凭人类社会天翻地覆，兀自拥抱幸福，以前囿于道德观念和羞耻心说不出口的话，现在成了贵夫人们口中的谈资。在对死亡的嘲弄和无数的玩笑话中，人们重新找回了被宗教和道德剥夺的生而为人的乐趣。这些乐趣随着社会活力的不断激发，被沉淀在了莎士比亚等文豪的笔下。

14世纪的这场瘟疫，直到20世纪仍有余响。加缪在《鼠疫》中展现人类抗争瘟疫的勇气。英格玛·伯格曼在《第七封印》中与死神对弈。无数的音乐家、画家或沉迷、或嘲讽、或敬畏、或内观着人人领受的死亡，人类还在前进，带着死者的静默和生者的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