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加上壮士。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晚晴末期，西方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融入了中国人的思想当中。所谓的“自由”则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女子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是勇敢地迈出了闺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有利就有弊，轻薄浪子看到街上年轻貌美的姑娘多了，就会生出了一些不轨之心。

所以，清朝末年街道上的流氓四处流窜。

那时候中国刚刚有了报刊业，《申报》上，每天都有这种新闻，可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同治年间的《申报》上，就有这样一则关于妇人被骚扰的事件：

上海城隍庙附近，有一位妇人年轻貌美，颇有风韵，孤身一人踽踽独行。当时，有两位男子，见这女子风姿绰约却又独自一人，便不由得生了歹心，想要调戏她一番。于是，他们悄悄跟在她身后，凑上前去，言语之间尽是轻薄调戏之语。如此，并不尽兴，他们便再紧行几步，与女子擦肩而过之时，手不安分地伸向了她的胸前。

这位女子顿时花容失色，用双臂紧紧地护在胸前，大声地喊着“捉贼”。这两个采花贼一看大事不妙，准备逃之夭夭，却被路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听完女子的一番哭诉，路人皆笑骂他们没有人伦，顺便将他们扭送到了衙门。其实，这二人只是一个流氓团伙中的一份子而已。他们窝藏在浦东，以做豆腐为主业，顺带调戏良家妇女取乐。

相传，我们的同治皇帝就是因为得花柳病死的，为了一时穷奢极欲，葬送了自己十九岁的年轻生命。要说，他统治的时代还真挺对得起这种说法。事情刚刚过去了一年，《申报》上又出现了一段令人不忍猝读的内容。这一次事件的性质远远比上一次恶劣多了，如果说上一次勉强算得上临时起意的话，这一次绝对是蓄谋已久了：

在浙江，有一对婆媳相依为命，靠给别人接生为生计，勉强过活得下去。这位婆婆已是过了六旬的老妪，但是，媳妇尚青春年少，而且，生得颇为貌美。同治十二年，有一位少年三更半夜地来叩响了她们家的大门，说是“自家有人难产，要请接生婆去”。并且，指名道姓，只要媳妇去。事态紧急，婆媳俩也没多想，就让媳妇儿上了他的辇轿。

婆婆看这轿夫穿得不似寻常轿夫，就起了疑心，请了五六位邻居赶上去。果然，他们听到轿夫与前来扣门的人商议，打算以演武厅为云雨台，做有悖人伦之事。幸亏，这五六位邻居赶了上去，又大声喊叫引起了人的注意，才让这群登徒子抱头鼠窜。否则，这位女子视若生命的贞洁怕是守不住了。

更可恶的还有贼喊捉贼的人，一位登徒子独自坐船出行，看到对门船舱里的女子生得清秀，便起了歹心。夜深人静之际，他手持凶器破门而入，强迫女子与他行云雨之欢。女子以为是强盗，正准备大喊的时候，被他的刀架住了脖子，顺手还撒下二百两银子：“如果你今晚从了我，这二百两就归你了。如果，你不从，我就杀了你。”

被他逼到如此境地，女子只好委曲求全，保全了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一夜颠鸾倒凤之后，他果然留下了银两。只是，到了第二日，这位少年便开始故作姿态地掩面哭泣。并且，说道：自己丢了二百两银子，这银子是供养全家的，一旦丢失，他自己无颜回家面对家人，只好一死了之。

这一闹，船上的买办只好挨个搜查了，后来，就在昨夜受辱的那位女子的箱奁里查到了“赃物”。这时候，幸亏有一位老者出面为女子作证，说明了昨夜之事，才保全了女子的清白。这位自作聪明的登徒子贼喊捉贼的把戏穿帮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拿了二百元交给了善会。

其实，那个时候除了这种引诱以外，有些登徒子还趁捉奸的机会去玷污妇女。

清嘉庆十年，山东有土棍田二，他与他的父亲田坤、弟弟田三都是性情凶狠之徒，外出时，身上总是带着刀子。李麻与王振海的妻子谢氏通奸，并且，同住一起，王海振四处找不到妻子，就去恳求田坤帮助他寻找妻子。不久之后，田坤父子捉住了李麻与谢氏，田二甚至将谢氏带回家中奸宿，并且，准备霸占谢氏为自己的妻子。

田坤为了自己的儿子，去强逼王振海将妻子卖于自己的儿子，并给其五千。王振海胆小怕事，不敢违抗，只得答应。又一次，田二知道了庄驴的妻子王氏与姚松有奸情，于是，就带着刀前去威胁王氏，并且，强行霸占了王氏，以此种种，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治安有多差。

直至现在，即使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但女孩子的安全仍然是个大问题。几百年来，总有人为了一时纵欲而毁了别人的一生。我们一直在教女孩子要懂得自尊自爱，可是，男孩子们却没有学会尊重女性，克己自律。

如果说，以前是被男尊女卑的思想桎梏，那么，如此开化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视女性为玩物呢？

参考资料：

【《申报》、《流氓的变迁》、《大清律例会通新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