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清王朝的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希望通过这一次变革，革除痼疾，富国强兵，让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满清帝国重新崛起，于是“咸与维新”。但仅仅103天后，形势突变，原本支持改革的慈禧太后迅速囚禁光绪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不得不流亡国外，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则于北京菜市口壮烈牺牲。其他人或被监禁，或被流放边疆，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在“六君子”中，谭嗣同可谓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其父为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继洵，朝廷的一品大员。那么，他为什么拒绝出逃呢？

谭嗣同，于１８６５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字复生，号壮飞，标准的“官二代”，作为一个整日生活在士大夫阶层圈子里的书生，受到封建教育的熏陶。“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可见，年少时的谭嗣同“随波逐流，弹诋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他还很喜欢击剑，年少时就拜“幽燕大侠”王五为师，举习剑术。

王五名正谊，字子斌，直隶（今河北）人，一身武艺，善使大刀，人称“大刀王五”。绿林出身，以“保镖”为业，秉性刚直，为人仗义，劫富济贫，是清末光绪年间京师有名的大侠。北至山海关，南至清江浦，到处都留下了他活动的踪迹。在北方一提起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１８７９一１８８0年，京师附近发生数十起劫案，官府怀疑是王五所为，五城御史出动数百人前往围剿，一无所获。次日，王五到刑部自首，将数月来的劫案分析清楚，自己是被人陷害的。最终被主审提牢的濮文温太守处以小惩戒--打二十板，然后逐出。后来濮文温前往南阳知府上任，缺少盘缠，王五听说后就带着二百两黄金送给他，还亲自护送。这段经历记载在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少调倪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 侠，善剑术。”

１８８４年（光绪十年），谭嗣同前往新疆从军，在巡抚刘锦棠帐下做事。刘辞官后，他开始用十年时间漫游全国，历经河北、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各省，接触到底层社会，目睹了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的，贪污腐败的地主官僚，衰败凋敝的农村，赤贫如洗的人民……当然也结识了不少豪杰壮士。

他不由得开始忧虑中国的前途命运。

这一时期，谭嗣同专研了黄宗羲、王夫之等启蒙学者的哲学思想、改革主张，接受了他们早期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由于父亲的缘故，他还结识了洋务派重要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通过所办的洋务，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他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拼命地阅读了西方书刊，吸收了近代西方多种学说，如自由、平等以及天赋人权等的思想。最终形成了十分锐利，且富有战斗性的变法思想。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迅速加深。谭嗣同义愤填膺，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守文因旧”、“苟且图存”，于是大声疾呼“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为了探索挽救民族危亡方法，他决心要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落后的中国，“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当时，仅三十岁的谭嗣同，最终转变为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时康有为为了向全国倡导变法维新，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很快，成百上千的志士仁人被“强学会”吸引而来，他们在这里参加讨论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在全国造成舆论。谭嗣同决定前往北京向康有为求教。因为康有为有事，第一次两人没能见面，却得到康的学生梁启超热情的接待，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宣传变法的过程中，谭嗣同写了很多相关的文章、论著和演讲稿，尤其以写于１８９７年的《仁学》最著名。《仁学》涉及古今中西的学术、政治、宗教等，“认为世界由物质的原质构成，其本体是“仁”，“仁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电”、“心力”都是“所以通之具”、“仁以通为第一要义”，主张“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四义，“通”就是“平等、致一”，“通则仁矣”，“通”与“仁”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批判阻碍“上下通”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谭嗣同要解决的重点，其实就等于否定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要知道，严苛的等级制度，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６月１１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向全国下达变法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史称“戊戌变法”。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恰巧谭嗣同正在病中，但他却抱病进京觐见光绪。

君臣一番谈话后，光绪帝的心情看起来很不错，随即下诏，除破格提拔谭嗣同授为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外，还破格提拔杨锐、林旭、刘光第三人与谭嗣同同等职务，时人称“军机四卿”，可以直接“参与新政事宜”，只要是实行变法、推行新政的，均可办理。“军机四卿”平均年龄约三十岁，年仅二十四岁的林旭最年轻，而谭嗣同也刚三十三岁。

此外，“军机四卿”还要协助光绪帝批阅奏章，首先阅视各级官员的奏折并提出处理意见，再递交光绪帝批准；其次帮光绪帝起草谕旨，再让皇帝签发全国。

正式任命的那天，光绪帝将谭嗣同等四人召到跟前，亲自授予他们一装有皇帝谕旨的黄色匣子，并意义深长地嘱咐：要尽一切努力赞助与推行新法，切勿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在“军机四卿”里，除谭嗣同是“官二代”外，其他三人一般来自于平民家庭，一下子就被提拔至这么重要的位置，四人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

军机处的官员还是按照原来分班轮流值班的制度，“军机四卿”刚好分作两班，每班两人。

谭嗣同和刘光第在第二班值勤，其实两人并不认识，现在干着同一件事，却很快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并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每天要“处理” 几百件奏折，一件一件地仔细阅批，标注处理意见，然后报送光绪帝审批。

变法维新，最高兴的是老百姓，尽管在各级官吏里有部分是支持的，但是很多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们自恃有西太后慈禧撑腰，根本不把光绪帝放在眼中。

随着变法的深入，触及到越来越多守旧官僚的利益，他们聚集在慈禧周围，处心积虑地扼杀变法运动。

同年九月中旬，光绪帝自感朝祸将临头，立即密诏谭嗣同等“妥速筹商”。谭嗣同与康有为等看诏后，痛哭不已。谭嗣同认为只有争取袁世凯用出兵解救光绪，于18日深夜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给袁看了光绪帝的密诏，劝说他用武力保护光绪。

袁世凯原本就不想答应，见谭嗣同的衣襟隆起，好像藏有凶器，知道他早已计划好了一切，只好假装愿出兵救护皇帝，并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谁知，两天后袁世凯就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次日，慈禧出“训政”，将光绪帝幽禁于瀛台，戊戌变法失败。消息传来，谭嗣同还想援救光绪帝，计划失败后，王五劝谭出逃，谭嗣同拒绝了，他找到躲在日本使馆的梁启超，劝他逃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

当时一位外国公使想帮助谭嗣同逃走，但他表示：“丈夫不做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并且外国变法无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可见，谭嗣同不是没有机会逃走，只是他希望自己的死可以唤醒中国人的血性。

24日，清政府下令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先行革职，移交步军统领衙门押解刑部审讯。

四天后，谭嗣同等人被押往菜市口刑场。刑场上，面对屠刀，谭嗣同毫无畏惧，向在场的民众高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说完，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三岁。

当时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已身居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职位，官职不可谓不高，但是却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讲过半句情。其实，谭继洵属于朝中保守一派，不希望自己的地位不保，加上他深受旧思想的“忠君爱国”“耳濡目染”，认为即使是自己儿子犯错，也要一样处罚。但是，他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在谭嗣同死后，还为他写了一副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