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铁骨铮铮，慷慨壮烈。“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党代表了正义的一方。东林党人是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清廉的官员。然历史上真实的东林党是什么样的呢？

一、东林党对明朝税收的影响

纵观整个明朝，由于朝廷制度的原因，可以说是严重的重农抑商，这也造成了明朝的财政主要以农业税为主。隆庆四年（1570）年左右，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78万两，而其中农业税占比高达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税制，开始逐渐加重工商税的征收，然而由于东林党人的干涉，工商税先后三次被废。

1、张居正去世：工商税一次被废。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改革，而税收方面的改革重点，就是加大了工商税的征收。这极大的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这种情况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死后，东林党人开始对其进行清算，张居正一派官员遭到严重打压，清算完毕后东林党人立即废除了张居正的税收制度。

2、万历皇帝去世：工商税二次被废。张居正税收制度被废除后，万历皇帝明显感觉到了国库的紧张，因此仍然想方设法的从江南征收赋税，但由于遭到掌管外库的户部阻挠，万历只能将征收工商税的人物交给内库。这便是所谓的万历皇帝贪财之谜，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大部分是由内库的工商税进行支撑的。而在红丸案、移宫案之后，东林党开始在在万历死后再次把持朝政，掌权后的他们立即逼迫泰昌废除了各地工商税收，再次导致国库开始吃紧。

3、魏忠贤去世：工商税三次被废。由于当时辽东战事吃紧，空虚的国库根本无法应对巨大的军费开支，于是魏忠贤出现了，他再次开整工商税，使得国库又开始充足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支持下魏忠贤迅速倒台，东林党再次掌权。于是工商税再次被废，至于辽东战事吃紧，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搞，再加上将领的层层盘剥，导致辽东缺饷愈演愈烈，甚至激起兵变，而东林党则将责任全部推到了辽东军官身上，指责其贪污军饷、指挥不当。

二、东林党撤销监察机构，官员贪污现象加剧

天启皇帝驾崩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迅速倒台。至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阉党基本被清算一空，于是崇祯帝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内阁。东林党人认为东厂等特务机构对官员的监察，就是对他们道德操守的严重怀疑，是对善于“修身”的读书人的一种侮辱，于是在这个全新内阁的建议下，崇祯撤销了东厂这个最大的监察机构。紧接着，东林的“君子们”再次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分派往各地的其他监察机构和监察太监，例如各省的河道太监、茶税太监等。

我们以河道衙门为例：早在嘉靖皇帝时期，由于当时洪水泛滥，嘉靖皇帝怀疑河道官员贪墨治河工款，于是派遣太监监督河工，这种监察让各地官员“深恶痛绝”，于是隆庆时期便被废除。而在万历皇帝亲政后，他不但重新派遣太监监督各地河工，甚至还予以了加强，要求各地河工款项一律要交由太监过目，甚至规定，一旦出现洪水，则立即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极大的“激发”了监督太监的工作热情，这再次遭至了东林官员的憎恨，于是天启朝后河道太监再次被废。直到魏忠贤掌权之后，河道监察太监制度才再次恢复，不过随着魏忠贤阉党的失势，这项制度再次被废。

河道监察太监的被废，直接导致从天启元年开始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之前，全国上下河道修缮基本荒废。而在崇祯撤回河道监督太监开始到李自成攻破京城为止，十七年间河道的修缮再次被荒废。

三、明末农民起义同样与东林党人有脱不开的干系

明朝灭亡，除了辽东与后金的战局不利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末天下各处的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的全面爆发，同样与东林党人密切相关。

1、工商税的减少导致西北农业税加重，百姓苦不堪言。明末时期，南北发展差异巨大，北方依旧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而南方的工商业则极为发达。而由于进入崇祯年间工商税再次被废除，且各地税监被撤回后，导致朝廷茶税、矿税、海关税等税收急剧减少，例如到崇祯十年（1637年），仅浙江一省的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降到了每年十二两白银。

明末由于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天灾不断，再加上辽东战事紧张，朝廷处处要用钱，导致国库极为紧张。于是朝廷支出的重担就压在了农民身上，农业税从张居正时期的二百万两，一直攀升到崇祯十二年的两千三百万两，这还是在各地大灾小灾不断的情况下，这导致北方百姓尤其是西北百姓苦不堪言，简直到了卖子卖女也交不起税的地步，百姓活不下去，岂能不造反。

2、不见“开源”，只见“节流”，基层小吏苦不堪言。解决朝廷财政困境，通常采取以“开源”增加收入，以“节流”则是节省开支两种方法。然而到了崇祯朝之后，东林党人不仅没有“开源”，还把原来“开源”的各种税收搞没了。于是，两策变成了一策，朝廷只能通过节省开支来维持运转，然而即使“节流”，东林党人也不愿触及自己的利益。

在东林党人的主持下，“节流”被加在了基层小吏身上，例如驿站制度的改革，精简驿站支出。于是原本为银川驿站驿卒的李自成就这样被裁撤掉了，欠下钱财的他丢了工作，无奈之下杀死了债主举人艾诏和与他人通奸的妻子韩金儿，和侄子李过一起投军，又因为官兵克扣军饷，最终走上了造反之路。

四、明朝的财政危机与财政制度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1: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至于有人所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已被鉴为讹传，不必再辨。即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现有可靠史料也证明，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消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2:“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在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明朝是中国古代后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原王朝，它灭亡的原因较为复杂，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