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俸禄优厚，法律严明

西汉中高级官员俸禄比较丰厚。西汉的俸禄形式是比较现代化的，不再像战国和秦那样用粮食支付，而是主要以铜钱支付，实现了货币化。除了薪水之外，皇帝对中高级官员还会有不时的赏赐，所以汉代中级以上官员收入还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考虑的。

与此同时，汉代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也非常严厉。汉初官吏接受他人宴请被举报就要罢官，如果接受贿赂，或通过经商谋取收入，则以“盗贼罪”论处。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如果收受礼物，则处以罢官，且还要没收礼物并处罚金。“受所监臧二百五十以上，请逮捕系治”。二百五十钱在当时只不过能买一件比较好的衣服，可见处罚之重。朝廷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受贿行为，还把没收之物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

汉武大帝（西汉）刘彻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

《二十四史》

东汉薄俸，官风变坏

到了东汉中后期，情况为之一变。首先是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汉安帝时，诸羌反叛，政府用于平乱的战争费用达到二百四十亿钱之巨。汉顺帝末年，羌人复反，军费达到八十余亿钱。再加上东汉中期连续不断的严重自然灾害，财政陷入了极度困难。为了渡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的办法：减少百官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那些级别低的官吏，不但不能养活妻室儿女，甚至连冬夏衣被也买不起。

然而，东汉皇帝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开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员崇尚节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在《昌言》中直言不讳地批评统治者的这种思路：“……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光武帝（东汉）刘秀

确实，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乡官部吏，职斯禄薄”，导致他们“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开始大面积覆盖了全部官僚系统。

东汉末期的腐败乱象

当然，东汉末期腐败横行的原因不仅是薄俸制。严重的党争和宦官、外戚专权也是重要原因。东汉中后期，权力运行的常态被打破，最高权力在皇帝、外戚和宦官集团中不断摇摆，权力运行日益失去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财政仍然日益紧张，官场上超级富豪却不断出现。外戚梁冀势力极盛之时，到他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梁冀本人日进斗金不说，连他的门人也因之巨富。

东汉官场还出现了腐败集团化、公开化，官员们往往结成利益共同体，以求自保。比如汉桓帝时，“太尉张顺、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

汉恒帝刘志

东汉中后期还出现了与科举时代类似的因师门、同年关系而结党的情况。两汉选官采取征举制，也就是说，由官员们举荐那些社会名声良好的人为官。但是“名声良好”这个标准弹性极大，操作起来灰色空间也巨，导致官场人情风盛行。一位官员举荐了某个人，则这个人不管以后官做到多大，永远是举主的“故吏”，要念举主恩情。因此一个高官能轻松地用师生情谊织就庞大的官场关系网。比如门阀大族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皆“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与明清科举时的“同年”类似，汉代同一年被征辟、察举为官者互称“同岁”，同岁之间，亦常常党庇帮助。

东汉后期，征举制已形同虚设。

汉灵帝时期，买官已成为常制，绝大多数官员都要通过交钱才能晋升官位。“是时段镇、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当时的廷尉(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崔烈为了当宰相，花了五百万。正式任命那天，灵帝对左右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意思是他很后悔当初没有再坚持一下，要不然，这个官可以卖到一千万。

洛阳白马寺人司马直尽管廉能之名满天下，但要升宫，也得花钱。灵帝因司马直“有清名”，所以给他打了折，减价到三百万钱，让他升任巨鹿郡太守。赴任路上，司马直越想越难过，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痛陈朝政之失，然后服毒自杀，一时轰动朝野。

司马直

在皇帝、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和集体腐败下，国家的统治基础被掏空了，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