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降，大概与民族情结相关，有关曾经活跃于鼎革之际的“秦淮八艳”的话题可是红极了。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被俗世所认识，他的古奥而不通俗的《柳如是别传》居然也会走红，成为了畅销书。于是钱柳因缘又成为热闹的话题，成为了娱乐大众的好素材。

柳如是(1618-1664年 ) 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蘼芜君。浙江嘉兴人，幼年被卖到盛泽归家院为养女，年稍长流落青楼，与明晚期江南名士多有交往。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入清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钱氏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为文博瞻，工词章，尤长于诗，在明朝晚期号称诗坛盟主、士林领袖。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柳如是欲托身钱谦益，扁舟访其于半野堂，成就了姻缘。自是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留下不少的遗事与佳话。

对于柳如是的丰神秀骨，很多文人花了笔墨去描摹过，让这样一个女人三百余年都活生生地优游在了书叶里文字间。尤其是她第一次前往半野堂谒见钱谦益，则更是只有柳如是这样的女子才敢于尝试，需要有大的勇气与魄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一个二十出头的风尘女子，居然主动去谒见年过了半百的士林领袖，并且，她是带着目的前去的，要托身于他。这样的决心与世俗的目的，我看来，都是很美好的。因为这样的切实与不虚伪。而我所注目的，却是那场景中，柳如是的装扮：她穿的是男装，儒生的装束。古人也注意到了这特殊的一点，所以花费笔墨去记述它。佚名所撰《牧斋遗事》：

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与诗内已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其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美姝也。

这里的描述是很详尽也带点夸张的，故事的情节性太强，有构结的色彩。但是，柳如是的“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是很清楚的，她当天是穿着男装去拜见钱谦益的。

记述柳如是的文字，最可靠的，自然是钱氏学生顾苓的《河东君传》：

崇祯庚辰冬，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鞵，著男子装，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

幅巾裹头，穿着男子装束，底下却是鞋弓袜小，口齿伶俐，神情潇洒，一派佻达书生的气质——这样的玲珑可人，怎能不令钱学士倾心呢。同样是对钱柳初会的记述，刊刻于康熙年间徐树敏等编撰的《众香词》却连见面的地点都搞错了，误为杭州西湖，但有一点《众香词》却没有错误，就是当天柳如是所穿为男装：

闻虞山钱牧斋宗伯舟泊六桥，遂易巾服如诸生，改名“杨隐”投刺。惊才绝艳，议论风生，虞山见而异之。得汪然明言其详，虞山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

上面的三则记载俱见于民国学者胡文楷所撰《柳如是年谱》。虽然字句各有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一是钱柳因缘是出于柳如是的主动追求，二是钱柳初会柳如是是男装进谒。所以，王国维在他的《‹湖上草›漫赋三章》之三中道：

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他对柳如是的勇气也是赞赏的。他所说“幅巾道服”原也不错，因为宋明时期士人往往穿道袍表示潇洒恬淡的做派。王国维也是认定当时柳如是是身穿男装进谒的钱氏。

女子穿男装，确实容易获得潇洒风雅的效果，这大概与人的欣赏心理有一定关系。因为女性与男装这两者的审美信息相反，给欣赏者的思维习惯强烈的冲突感与对比感，就容易引发视觉冲击，产生“惊艳”的感觉。柳如是是很懂得运用这条美学原理的，她其实不仅初次谒见钱谦益时候穿男装，婚后有时候上得厅堂，也是一身男装，民国葛昌楣《蘼芜纪闻•卷上》：

归钱之后，稍自敛束……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虞山又呼为“刘儒士”。

在男女大防的时代，女人穿了男装在厅堂上与宾客议论，是对道德底线的一种挑战吧。柳如是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女性。这也难怪陈寅恪先生会从她的身上发现了“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页四）。

在那个时代，妓女是个很特殊的人群，她们往往并非以一般女子的常规面世。譬如行礼，在明朝中期以前，妓女是盛行按照男子身份行稽首礼的，明朝冯梦龙在他的《挂枝儿》“隙部五卷”中有记载：

闻先辈云：四十年前，吴下妓者皆步行，使后生抱琵琶以行，见士大夫及武弁，俱行稽首礼。近来此风，惟北地庶几犹存，而南国若扫矣。

他追述的是明朝中期以前的旧事。那时妓女不仅不坐轿子，流行步行，遇见士大夫与武将也以同等身份行礼。明朝前中期江南太仓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五》中也对那时候女性使用扇子的变迁有记录，也可以反映出一些社会的变化：

南方女人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见风俗日趋于薄也。

这个“撒扇”就是今天的折扇。这两则史料里面包含了很丰富的信息与因素，这里面自然也有由于她们身份的卑微特殊，而官方或者社会的种种制约在。但是，至少也反映出由于她们的职业，让她们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经济上的逐渐独立，让她们比一般女子更容易接受社会上男人世界里的事物。她们与有地位男子行礼的抗行与日用品的通用，反映出她们内心确实有了与男人同样的自尊，并且她们也初步具有了实行这种自尊的能力。在礼节与扇子上可以兼施不悖，无所顾忌，那么大概妓女穿男装也绝对不会是柳如是的首创了。

清朝初年的顺治七年，经历了丧国之恸的遗民诗人余怀在江南联络反清势力，他去探访名妓蕙如，见《三吴游览志》：

渡小桥，扣竹扉，蕙如幅巾纨扇，扶病以出。真可称南方有佳人矣。

隐居在小溪畔竹篱内的美女蕙如是什么打扮呢？“幅巾纨扇”——虽然不能确指是男子装束，但这种简素中性的装扮与柳如是当日的“幅巾弓鞵”很对称。

明朝的晚期，是个社会升降急剧的时期，很多旧有的传统被遗弃，也有很多新生事物诞生出来。这样的升降在短时期内迸发出来，甚至显得有点凌乱，社会的秩序已经没有多少规则可言，因为政治乃至礼法到了那个地步其实已经漫漶。经济地位的作用却日见其强大，因此观察明朝晚期的社会如果忽视经济所起的作用，就往往隔靴搔痒。妓女或者说名妓是明朝较早成为职业女性的人群，也是较早深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女性人群，她们以独特的方式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与某些社会地位。而她们的身上，也很直接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许多变迁。

入清以后，随着满清政权统治力的加强，社会再一次“稳定”下来，前明的那种激烈动荡就逐渐消失了。后面，又有了康雍乾的所谓“盛世”。在盛世掩盖下的社会，是真的比原来有所进步了吗？反正，像柳如是这样的女性是消失了，因为政治力与宗法力的强大，经济力必须服从于它的控制，社会从新建立“规范”，这个“规范”是严格遵循着政治和宗法的路径的。在中国这个社会，大概只有在末世或者乱世来临的时候，经济的力量才有可能冒一下头。

2007年11月22日于绿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