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背景，大顺军攻克北京和崇祯帝自尽后，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明政府管辖之下，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是立君。

由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未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一度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的人物，他内心里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但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神宗的子孙。

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正在史可法踌躇犹豫之时，得报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之前支持东林党拥立潞王之人，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至此福王继统已成大局。

古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多少有点门户之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点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帖，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就因为史可法一个决策性的失误，为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武将的跋扈(自恃拥立之功)，最后导致覆亡，埋下严重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