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卞州。”诗人若不幸生在南明弘光年间，同样的历史背景，同样的场景，恐怕不会有如此雅兴去调侃当权者，估计只能欲哭无泪。

近日夜读《南明痛史--亡天下》《南明那些事》时，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心头，那就是南明为何未能像南宋那样中兴，而只是于血雨腥风中昙花一现？

细细思量，南宋偏安东南是在宋金两国实力相当，谁也灭不了谁的背景下，只能固守现状的无奈之举。当此之时，宋高宗虽非雄才大略之主，但较之于南明弘光帝，他已做得够好:一则大权在握，乾纲独断，而不是像弘光帝那样被权臣及藩镇架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使得政令畅通，军民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对外，抗金形势一片大好；二则有中兴之志，而非南明弘光帝般胸无大志，一味贪图享乐、醉生梦死；三则宋室优待文人，南宋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远高于南明，党争在南宋不是个事，却是南明灭亡的关键因素所在。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大清、大顺、大西等豪强势力纷纷裂土封疆，上演了一幕幕波谲云诡的历史大戏。是时，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还未亡，半壁江山仍在，其形势远好于北宋亡时：一则主力部队尚存，仅江南四镇兵力就达百万；二则秦岭、淮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仍在明军手中；三则南京一直作为首都对待，建制均按北京设置，直接做首都即可。从以上种种利好来看，南明应该会像南宋那样中兴。可是，在党争、贪腐等内耗中南明仅存十九年。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死后，明朝最终灭亡。

在这十九年中，南明有多次翻盘的机会，其中最关键的一次是桂林、衡州大捷。公元1652年，南明大将李定国在一年之内连杀两名清兵统帅——定南王孔有德及敬谨亲王尼堪，取得了抗清斗争的惊人战绩。黄宗羲在评述这次战役时说，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年）以来所未有也”。是役，李定国收复桂、湘，前后败敌数十万人，纵横数省，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李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只可惜天不祚明，每次大好时机均在内耗、叛变中丧失，偌大的帝国最终只能无奈地走向灭亡。

其实，凭满人实力，能够“浑水摸鱼”，乘乱占领北京已属祖坟冒青烟。占领北京后，满人最初并没有胆量和能力统一全国，但李自成大顺军的不堪一击，南明朝廷的腐败和妥协给予其极大信心，再者南明官僚、将领纷纷投降，进一步壮大了满清实力。自古以来，汉奸乱国以南明尤甚。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满清仅有区区十几万兵力，而供其驱驶的汉人兵力却达百万之众。那些明朝降将在投降前与清军作战时大多闻风而逃、不战即溃，可降清后却异常卖力，发着狠屠杀自己的同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集体性大屠杀皆是明朝降将为讨好满清主子所为，借同胞的献血染红头上的顶子。

但是，即便是在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中华英烈依然不绝于缕。史可法、阎应元、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张同敞、李定国、张煌言等或为封疆大吏，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折不屈，杀身成仁，为行将就木的明王朝留下了最后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