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居主导地位的国度。出于农业生产还有战争的需要，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都提倡高生育，甚至将人口的多少，与国家经济和社稷的稳定性相挂钩。他们认为，一个富有并且强大的帝国，必然也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诗经·大雅·绵》所表述的“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证明很早以前的人们，就有子孙如瓜果一样繁多的期许。

百子图

越王勾践曾以国家政令的形式明文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者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子，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食。”

大意是，要求年轻力壮的男子不可以娶老年的妇女，老年的男子也不能娶正当壮年的妻子，如果女子到了十七岁还不出嫁或者男子到了二十岁不娶妻子，父母都会被判刑。孕妇到了临产的时候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去看护。如果生了男孩就给两壶酒和一条狗，生了女孩就会给两壶酒和一头猪。如果一胎生了三个孩子，就会由官府指派乳母，生两个孩子就会由官府供给口粮。

而在齐国，对母亲的补贴就更加贴心了。比如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倘若生到了第五个孩子，官府还会派一个保姆，第五个孩子和保姆的口粮国家都包了。

不管在哪个国家，对待孤儿也不是听之任之的，会给孤儿配备专门的“掌孤”官，负责给孤儿找领养的人家，而领养的人家也都可以享受免赋税的待遇。到了秦汉时期，“掌孤”官的职能已经成为州县衙门必须承担的法定责任了。

东汉章帝时，曾正式颁布“胎养令”，“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后汉书·章帝纪》），也就是给怀孕的妇女奖赏谷物，到了汉献帝时，这个待遇已经升级到赏赐“米肉”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汉朝开始，除了免除孕妇的赋役以外，还可以免除其丈夫的服役和人头税，方便更好地照顾怀孕和生育期间的妇女。

三国时期，御史大夫、安陵亭侯王朗曾上疏魏文帝，提到要给怀孕者资助，让其“胎养必全”。

南北朝时期，有官员拿出自己的俸禄来资助产妇。

到了唐朝，依然会对妇人怀孕给予奖励，《新唐书·太宗本纪》中就记录太宗曾经下令“妇人正月以来产子者粟一斛”。唐太宗甚至把一个地方的生育水平和鳏寡孤独的人数，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策指标，定期考核。

到了宋朝，更是将生育列为事关社稷的头等大事。宋高宗曾经下诏实行胎养助产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宋史·高宗本纪》）对于贫困养不起孩子的家庭，生了孩子可以给予四千的补助，这个补助来源于免役宽剩钱（免役宽剩钱是宋代行免役法时，于所收免役钱、助役钱外增收的钱）。这些福利后来越来越高，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生子不举”的情况。

元代时主要是给多胎生育家庭补助，明代也是如此。《明太祖实录》卷229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河南卫军王狗儿妻周氏一产三男，事闻，遣行人给赐钞十锭，米五石”。

到清朝，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录，康熙二年（1662年）规定：“凡一产三男，或男女并产，八旗由礼部具题，直省由该督抚具题，由部题覆行户部，准给米五石、布十匹。”清朝还会根据蒙古人的生活特点，给予不同的补助品。清朝的统治者为了鼓励生育，甚至还制订了前朝都没有过的政策。康熙时提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提出了“摊丁入亩”，将秦汉以来困扰人们的人头税取消了，更加刺激了人们的生育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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