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乾隆皇帝，总共在位六十年。当初，他登基时，选用“乾隆”的年号，正是看重了这个年号中有着“天道昌隆”的含义。他的执政时期，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在他的晚年，曾对官场的贪腐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家各个省份的众多高级官员中，清正廉洁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作为皇帝，这样的论调，可以说是相当的悲观了。

那么，清朝乾隆年间，官员的贪腐，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清朝在建国初期，官场的风气还是极好的。当时，崇祯帝刚刚吊死煤山，清军入主京都，明末政治上卖官鬻爵所带来的恶果，给清朝的上上下下都敲响了震耳欲聋的警钟。前朝血淋淋的教训，可谓是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办事效率很高。至于说贪腐之人，更是少之又少。

等到康熙帝登基后，更是宵衣旰食，勤于政事。对外遵华攘夷，收复台湾，剿灭葛尔丹；对内，肃清吏治，平定三藩。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可谓是举世罕见。在他的执政下，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等到乾隆即位的时候，在明末多年战乱中受到严重损伤的国家经济，此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和发展。

可是，在乾隆中后期的时候，贪腐在官场中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气。乾隆皇帝虽然予以处理，但还是屡禁不绝。随着卖官鬻爵现象的出现，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皇帝所能左右的了。清朝顺治皇帝时期，曾经有多名县官，因没有完成规定的税收任务而自杀。但是，仅仅过了不到百年，清朝乾隆年间的官员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克扣税款。

可以说，这种鲜明的对比，不能不令人叹惋。

乾隆时期之后，清朝官场的风气江河日下，等到道光咸丰年间的时候，官员们对“做官就是为了赚钱”的理论已经奉为圭臬。更有甚者，在公共场合，竟然不避众人，开始讨论起哪个官位更加赚钱来。有的官员在上任前，不对当地的民情加以了解，也不管当地民众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迫切地询问起是否好赚钱，从哪里入手才能赚更多。

开始的时候，这些询问者还是小心翼翼，藏着掖着打暗语。等到后来的时候，已经像谈生活琐事那样肆无忌惮了，脸上没有了一点惭愧的神情。闻者也是见怪不怪，甚至，还为其出谋划策。很多人都认为只是小官贪腐，品级比较大的官员仍能两袖清风。其实不然，所谓上行下效，正是高官们没有以身作则，才使情况一天天地坏下去了。

比如，道光六年（公元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出任浙江巡抚的刘彬士。他上任后，直言自己是没有油水的翰林院出身，在京城居住了二十年，已经欠了不少钱。现在，好不容易做了官，肯定要想方设法来还债。巡抚乃是巡视一方的军政大员，巡抚尚且如此，更何况下面的其它官员了。除了克扣税款，收受下级贿赂外，清朝中后期的官员还有很多赚钱的方法。

再比如说，将抄家抄出来的物品进行私下更换，对盐商进行勒索，甚至，将朝廷发放的赈灾款据为己有等。“州县莅任之时，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缺分之肥瘠，凡前人所不敢存诸寤寐者，今则直言诸大庭广众之中而无怍容。”如此种种，听起来真是耸人听闻。可是，在人人皆贪的风气下，本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各个官员都有恃无恐。

甚至，在这些官员犯了国法被捕后，所抄出的家产更是令人咂舌。

在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可是有名的主战派。颜伯焘，字鲁舆，号载帆，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出身于颇有“政声”的官僚世家，颜检之子，清嘉庆十五年考取举人。嘉庆十九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充编修等职。不久，又依次任武英殿提调、戊寅恩科四川副主考。《清代稿钞本》中收录有其作品《求真是斋诗钞诗余》。

而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被皇帝免职时，他搬运的家产，可谓是价值连城。由于家产过多，仆人不够，他不得已雇佣了很多人帮忙。不说抬轿的人，光是帮忙扛东西的人，颜伯焘每天都需要六七百人帮忙。若是算上跟随的士兵、家属、随从、轿夫等人，总共要有三千多人。这样的排场，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以至于，大批人马在途中休息时，当地的县官大献殷勤，好酒好喝地款待了一番。颜伯焘在此歇息了五天，县官总共花费了一万多两银子。而这些账目，自然还是走的国家的账。等到日后，县官再巧设明目，弥补亏空罢了。

可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清史稿》中对颜伯焘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说他在任时的作风和政绩都很不错，自幼受祖、父辈的良好思想影响，秉性刚正不阿，“娴习吏治，所至有声”，并且，等到咸丰皇帝登基后，又再次启用了他。

参考资料：

【《道咸宦海见闻录》、《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