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乾隆皇帝,总共在位六十年。当初,他登基时,选用“乾隆”的年号,正是看重了这个年号中有着“天道昌隆”的含义。他的执政时期,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在他的晚年,曾对官场的贪腐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家各个省份的众多高级官员中,清正廉洁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作为皇帝,这样的论调,可以说是相当的悲观了。
那么,清朝乾隆年间,官员的贪腐,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清朝在建国初期,官场的风气还是极好的。当时,崇祯帝刚刚吊死煤山,清军入主京都,明末政治上卖官鬻爵所带来的恶果,给清朝的上上下下都敲响了震耳欲聋的警钟。前朝血淋淋的教训,可谓是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办事效率很高。至于说贪腐之人,更是少之又少。
等到康熙帝登基后,更是宵衣旰食,勤于政事。对外遵华攘夷,收复台湾,剿灭葛尔丹;对内,肃清吏治,平定三藩。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可谓是举世罕见。在他的执政下,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等到乾隆即位的时候,在明末多年战乱中受到严重损伤的国家经济,此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和发展。
可是,在乾隆中后期的时候,贪腐在官场中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气。乾隆皇帝虽然予以处理,但还是屡禁不绝。随着卖官鬻爵现象的出现,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皇帝所能左右的了。清朝顺治皇帝时期,曾经有多名县官,因没有完成规定的税收任务而自杀。但是,仅仅过了不到百年,清朝乾隆年间的官员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克扣税款。
可以说,这种鲜明的对比,不能不令人叹惋。
乾隆时期之后,清朝官场的风气江河日下,等到道光咸丰年间的时候,官员们对“做官就是为了赚钱”的理论已经奉为圭臬。更有甚者,在公共场合,竟然不避众人,开始讨论起哪个官位更加赚钱来。有的官员在上任前,不对当地的民情加以了解,也不管当地民众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迫切地询问起是否好赚钱,从哪里入手才能赚更多。
开始的时候,这些询问者还是小心翼翼,藏着掖着打暗语。等到后来的时候,已经像谈生活琐事那样肆无忌惮了,脸上没有了一点惭愧的神情。闻者也是见怪不怪,甚至,还为其出谋划策。很多人都认为只是小官贪腐,品级比较大的官员仍能两袖清风。其实不然,所谓上行下效,正是高官们没有以身作则,才使情况一天天地坏下去了。
比如,道光六年(公元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出任浙江巡抚的刘彬士。他上任后,直言自己是没有油水的翰林院出身,在京城居住了二十年,已经欠了不少钱。现在,好不容易做了官,肯定要想方设法来还债。巡抚乃是巡视一方的军政大员,巡抚尚且如此,更何况下面的其它官员了。除了克扣税款,收受下级贿赂外,清朝中后期的官员还有很多赚钱的方法。
再比如说,将抄家抄出来的物品进行私下更换,对盐商进行勒索,甚至,将朝廷发放的赈灾款据为己有等。“州县莅任之时,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缺分之肥瘠,凡前人所不敢存诸寤寐者,今则直言诸大庭广众之中而无怍容。”如此种种,听起来真是耸人听闻。可是,在人人皆贪的风气下,本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各个官员都有恃无恐。
甚至,在这些官员犯了国法被捕后,所抄出的家产更是令人咂舌。
在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可是有名的主战派。颜伯焘,字鲁舆,号载帆,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出身于颇有“政声”的官僚世家,颜检之子,清嘉庆十五年考取举人。嘉庆十九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充编修等职。不久,又依次任武英殿提调、戊寅恩科四川副主考。《清代稿钞本》中收录有其作品《求真是斋诗钞诗余》。
而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被皇帝免职时,他搬运的家产,可谓是价值连城。由于家产过多,仆人不够,他不得已雇佣了很多人帮忙。不说抬轿的人,光是帮忙扛东西的人,颜伯焘每天都需要六七百人帮忙。若是算上跟随的士兵、家属、随从、轿夫等人,总共要有三千多人。这样的排场,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以至于,大批人马在途中休息时,当地的县官大献殷勤,好酒好喝地款待了一番。颜伯焘在此歇息了五天,县官总共花费了一万多两银子。而这些账目,自然还是走的国家的账。等到日后,县官再巧设明目,弥补亏空罢了。
可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清史稿》中对颜伯焘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说他在任时的作风和政绩都很不错,自幼受祖、父辈的良好思想影响,秉性刚正不阿,“娴习吏治,所至有声”,并且,等到咸丰皇帝登基后,又再次启用了他。
参考资料:
【《道咸宦海见闻录》、《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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