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乌台诗案”是历史上一场著名的“笔祸”，此案十年后，又爆发了另一场“笔祸”，即“车盖亭诗案”。两案发生的背后，既有个人恩怨，也有政治斗争，但后者远比前者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一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正当壮年的宋神宗去世，即位的哲宗年仅九岁，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作为旧党的重要支持者，高氏以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知枢密院事章惇为首的新党成员先后遭到罢黜。

人虽离朝，但朝中得势的旧党却没有放松对新党的攻击，王安石之后官位最高的蔡确首当其冲。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二月，旧党发蔡确亲弟军器少监蔡硕“盗用官钱”案，将矛头对准蔡确，称其“不能防闲其弟，使不犯法”，“济其奸谋”，蔡确因此被削去观文殿大学士职名，由辅郡陈州改知安州。

从一朝首相到小郡守臣的落差，旧党接连不断的弹劾，使得刚过知天命之年的蔡确只能借酒消愁，醉情山水。安州城西有一车盖亭，景色绝佳，相传曹丕曾在此赋诗，李白曾在此与人弈棋。蔡确多次到车盖亭游玩，感怀伤情之际，不免提笔作诗，抒发心中郁闷。这本是文人常事，却未想到给本人惹来杀身之祸。

二

知汉阳军吴处厚与蔡确早年相识，后来蔡确高升宰辅，而吴处厚沉沦下僚，求蔡确帮忙升官，蔡确没有同意，因此心生怨恨。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二月蔡确移知邓州后，吴处厚从一安州举人处得到蔡确游览车盖亭时所作的十首诗，看后大喜，报仇的机会，来了！

于是，吴处厚亲自给蔡确的诗作笺注，肆意附会，将诗中内容解释为蔡确不满朝廷、诽谤高太后，而后上报朝廷。重点是下面五首诗：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唱在沧浪。”（蔡诗）——今朝政清明，上下和乐，不知道蔡确一个人在笑什么。（吴笺）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蔡诗）——今太后垂帘听政，蔡确却在诗中引用武后事，讥谤朝廷。（吴笺）

“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物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蔡诗）——讥刺执政。（吴笺）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折幽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伴小鱼忙。”（蔡诗）——讥刺朝中官员。（吴笺）

“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蔡诗）——“沧海扬尘”的典故出自葛洪《神仙传》，指时运大变，一般人在诗中都不会这样写，不知道蔡确这样写想表达点什么？（吴笺）

如果按照吴处厚的标准，苏轼在被贬黄州后做的诗，能让苏轼死好几回了。三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四月初五，吴处厚的文书传至朝廷，一直想找借口处置蔡确的新党如获至宝，立即开始组织人手弹劾蔡确。初六，右司谏吴安诗上疏弹劾蔡确“讥讪”，初七，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加入弹劾队伍，指蔡确“指斥乘舆，犯大不敬”。太皇太后高氏刚开始还做养子，让执政商量如何处理，而到了十二日就亲自下旨令蔡确“开具因依”，对此事作出解释。

此旨一出，朝野哗然。把持朝政的旧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宰执层面，此时宰相两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范仲淹子），执政五人，知枢密院事安焘、门下侍郎孙固、中书侍郎刘挚、尚书左丞王存、签书枢密院事赵瞻。其中吕大防、刘挚支持借此机会陷害蔡确，打压新党，而范纯仁、王存表示反对，余三人未公开表态，但安焘曾对人言：“海变桑田事，苏轼在给太皇太后的祝寿诗中也用过。”其态度不言自明。（苏诗原句为：“欲采蟠桃归献寿，蓬莱清浅半桑田。”）

其他大臣中，当年“乌台诗案”受害者苏轼的态度很有意思。这时苏轼在旧党内斗中失势，自翰林学士出知杭州。临出发前，苏轼上疏给高氏和哲宗，说蔡确确实涉嫌诽谤高氏，接着建议由皇帝下旨严查，而后高氏出面阻止，不再追究，这样一显皇帝孝心，二显高氏仁德，但未被高氏接受。另外，中书舍人彭汝砺认为此开“文饰罗织”之端，多次上疏反对。

更有意思的是御史台。台、谏两司职责相近，但这次谏官梁焘、刘安世、吴安持等拼命攻击蔡确的时候，以御史中丞李常为首的御史台不仅不肯出手相助，反而为蔡确求情，甚至准备弹劾开“告讦之风”的吴处厚。如李常上疏说“以诗问罪蔡确，非所以厚风俗”，侍御史盛陶说“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长告讦之风”，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等均不肯弹劾蔡确。四

尽管朝野反对声一片，但两个关键人物的存在，注定了蔡确的悲剧。

一个是太皇太后高氏。高氏本就与新党不和，加上神宗病危之际，外界传言高氏准备立神宗的弟弟为帝，是蔡确极力将哲宗推上皇位，有“定策之功”。蔡确在哲宗即位之初稳定朝局的作用不容抹毁，司马光曾说过“宰臣蔡确等启迪圣心，建立储贰，传授大宝”。但高氏是否想阻止哲宗即位难以辨明，从后来高氏极力否认蔡确“定策之功”，并将功劳安插在自己头上，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这时高氏想凭诗案置蔡确于死地，更给人灭口之嫌。

另一个是文彦博。文彦博历仁、英、神、哲四朝，与范仲淹、韩琦、富弼同辈，王安石，年已八十四岁，拜平章军国重事，凌驾于宰相之上。文彦博怨恨蔡确主要源于十几年前的相州案。当时文彦博的小舅子，曾任相州观察判官的陈安民涉嫌将两名犯人错判死刑，为阻止朝廷重启调查，陈安民安排人向大理寺行贿，并请外甥文及甫疏通关系。蔡确时任知制诰、知谏院，推动案件彻查，最后文及甫遭降职处理，让文彦博很没面子。五

有了高氏和文彦博在背后撑腰，旧党中的激进分子有恃无恐，声言蔡确“罪状明白，便当付狱，不须更令分析”，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蔡确了。五月初九，蔡确分析状到京，详细解释了诗中原意，但不管是高氏，还是梁焘等人根本就不听，认为蔡确所言“文过饰非，妄意幸免，而情状明着，可以无疑”，“词皆虚妄，必不可信”，“乃委曲苟免之词，不足为凭”，“罪在不赦，合寘诛窜”，并已决定将蔡确贬至岭南的新州，以“为今日诫，为后世训”。当时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的说法，是说这四州地广人稀，“炎疠”严重，外乡人到此九死一生。

正式决定公布前，旧党中的有识之士，范纯仁、王存、彭汝砺等人进行了最后的劝阻，但高氏一句“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将人堵了回来。五月十八日，诏书公布，蔡确责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第二天又派宦官沿途护送。这不禁使人想起仁宗朝同样因得罪垂帘听政的太后，而被贬至岭南的宰相曹利用（澶渊之盟签订者），半路就被护送宦官害死的事情。范纯仁请求不要派宦官，高氏拒绝了，只道：“决不杀他，教他自生自死。”

蔡确被贬不久，高氏在朝中展开大清洗，范纯仁罢相，王存罢政，李常、彭汝砺、盛陶等人被逐出朝廷，旧党不仅对政见不同者心狠，对自己人同样不手软，而且把人斗倒还不忘踩上一脚。洋洋得意的刘挚对人道：“范纯仁早有名声，又为司马光所重，现在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文彦博连人父亲都扯了出来，说：“范仲淹不过也是虚名耳。”至此，熙宁、元丰以来两党总体上争而不斗的局面被打破。六

贬至新州的蔡确郁郁寡欢，三年多后，即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客死异乡。期间朝廷曾经大赦天下，但高氏将蔡确排除在外。兔死狐悲，章惇、曾布等新党成员对高氏及旧党的行为不能不惊惧，不能不愤恨，复仇的种子悄然埋下。

蔡确去世后八个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即位九年形同傀儡的哲宗得以真正亲政。第二年三月，吕大防罢相，新党重臣章惇随即拜相，改元绍圣，重启新政。当初阻止蔡确被贬失败的范纯仁曾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日后我辈恐怕同样要落此下场。”（自仁宗即位初年，宰相丁谓被贬崖州后，无其他大臣被贬至岭南。）岭南，这时终于也成为旧党的噩梦。吕大防、刘挚、梁焘、刘安世等人先后被贬至岭南地区，其中一些人和蔡确一样客死他乡。

回顾“车盖亭诗案”的整个过程，实是一场文字狱，旧党中的激进派借此残酷打压新党，蔡确被贬而亡彻底激怒新党，随后新党发起反击，使得使变法之争演变为残酷的朋党之争，而以蔡京为代表的游走于两党之间的投机分子乘间窃取朝政，排挤两党中的正人能臣，致使朝政崩坏，终酿靖康之变。因此，论北宋灭亡之因，高氏、文彦博、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等人不为无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