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前汉中后期，王莽秉政后以新德代替旧德

如所周知,汉武帝以后,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理论体系为核心的改造了的儒家思想成为前汉的统治学说。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学说又是一个关键。这一学说认为:其一,“天”具有意志,天子代表“天”统理万民。天子并非至高无上,而是要受“天”的统制和约束,“天”以灾祥昭示意志。若天子有道,天降符瑞,万物安宁;若天子无道,天降灾异,川溃地裂,以警示天子,让其改制“更化”;若天子仍执迷不悟,冥顽不化,则“天”可“再受命”。

“更化”与“再受命”都是承顺天命的体现,两者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无质的区别。其二,“天”对天子的奖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子对立国之本的“民”的态度。天子勤政理民,就是“有道”,享有天命;反之即为“无道”,失去天命。失去天命者,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其三,“有道伐无道”与传统的五德终始体系”:合若符契:“有道”可变为“无道”,被下一个“有道”取代;新德可变为旧德,为下一个新德代替。

按董仲舒上述学说的社会政治意义在于:一方面,“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为汉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只要天子勤政理民,就可以永享天命,使统治“传之无穷,而施之无极”；另一方面——也是汉武帝、董仲舒辈始料未及的,即这一学说竟日益走向了其反面,成为否定汉统治的理论依据,并为王莽篡汉准备了逻辑基础,而之所以如此,又是和前汉中后期特定的社会政治情势相联系的。前汉中后期的统治,总起来说是江河日下,“民”的地位日益恶化,又灾异频繁。而随着统治的恶化,“更化”、“再受命”之说不仅被阴阳家、儒生们广泛接受,在统治阶层中的影响也非常普遍,并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最高统治者。

其时汉帝诏书中多自责自谴之语,为改服易色、实行“更化”而忙乱;而当这一切都无助于局面的改观时,汉哀帝登峰造极,听从方士甘忠可;之徒夏贺良“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的说教,改元易号,将建平二年(前5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以示更新,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示“再受命”;虽月余即取消,但前汉统治之难以维系已可见端倪;又哀帝尝欲“法尧禅舜”,试图将皇位传给幸臣董贤,盖亦“再受命”思想指导下的行为结果。然则在汉末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在当时“家天下”的思想观念已极为淡漠的氛围中,旧德必将为新德取代,普遍成为共识,人们对汉家旧德不再留恋,皆瞩目新德,就连刘氏宗族亦然。正在此时,王莽以新德的面目粉墨登场了。

为了扮成新德形象,王莽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常人难以企及的举措:与豪强大肆蓄奴相反,王莽让亲生儿子为其杀死的奴脾偿命;与王公贵族疯狂兼并土地背道而驰,王莽拒绝新野赐田,并屡次捐田由大司农分给无地的农民;王莽“筑舍万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王莽这些惊世骇俗的所作所为,吸引了无数寻找新德者的引颈关注与留连。王莽秉政后,新德代替旧德,已成显而易见之势。

​及代汉前夕,梓渔人哀章献“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按赤帝指汉,火德；黄帝为土德,而王莽自称“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于是王莽下书,正式宣告: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抵畏,敢不钦受!叫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旎播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至此,新德代替旧德、土德代替火德、“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的“再受命”过程终于走完;而王莽发迹的全部奥秘,也正集中反映在了作为其政权象征与标志的国号“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