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晚宋宋军对军事情报不明，对当时导致了怎样对影响？

忽必烈即汗位以后，为稳定因争夺汗位及连年战争造成国内动荡及人民流亡、财政损耗，有与宋朝保持暂时和好的意向。中统元年四月，忽必烈汗下诏“以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翰林待制何源礼部郎中，刘人杰副之，使于宋”，其目的即是“告即位，且定和议”，为防止有其他状况，“仍敕沿边诸将毋钞掠”，在郝经辞行之际告与“朕初即位，庶事草创，卿当远行，凡可辅朕者，亟以闻”。军事上停止对宋朝的抄掠，意在缓和与宋的关系。宋方的记载中同样有“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极，遣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等持书申好息兵”。

但是在郝经一行出使人员进入宋朝境内后，即被贾似道“密令淮东制置司拘（郝）经等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忠勇军营”，即使郝经几经陈述贾似道，为和好之意，也未获报宋主：（郝）经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宝位，布弭兵息民意，其余无他蔽匿，必贵朝以为不可必不能从，何用置经于此。对于拘留郝经的原因，以往有根据《宋史·贾似道传》中“似道方使廖莹中辈撰《福华编》，称颂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认为贾似道拘押郝经的是源于“鄂州之战”中与蒙古和议，来换取其退兵。《宋蒙（元）关系史》关于此点，以和议没有纸张文件签订及《宋史·贾似道传》记载蒙哥死讯的不准确性，怀疑《宋史·贾似道传》所记的真实性。

通过论证列举了三点原因，认为所谓的“鄂州和议”纯系蒙古编造：一是蒙古（元）以此为攻宋找口实、造舆论；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古（元）的离间之计，以此制造宋廷的混乱；三是鄂州之役时，蒙军以十万之众不能下一城，无功而返，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而后蒙军乃退，这样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军开脱。所以，宋方拘留郝经源于“鄂州和议”之说不确。

​郝经出使，是在蒙哥汗率领蒙军大举进攻，四川、京湖、两淮战场同时遭受蒙军攻击。开庆之役宋蒙战争的惨烈还停留宋朝君臣心中，而此时蒙古派遣使臣不得不令宋人生疑。宋理宗虽谓“北朝使来，事体当议”，但贾似道以为，“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是为怀疑之态。郝经出使时，其名为元臣平章王文统所忌，文统阴令李璮制造事端，以致加重宋人对郝经出使目的怀疑。

李璮军虽败于宋军，但却留下继续与宋为战的军事情报，郝经的出使不过为宋人理解为“以和议佐攻战”的战术。而其后蒙古汉军的进攻更加验证宋人对此军事情报的判断：虽然犹命缓攻退师，喻蒙古汉军诸师曰：“我今北定大事，汝辈勿复攻击，总摄诸军滨江驻札，无得侵掠，以俟后命。”遂乘驿而北。不意古汉军诸帅不遵约束，攻城侵掠，备极凶暴，大伤和气。

郝经虽屡有申述其出使之因：主上既至开平，受诸王推戴，即下诏于顺天，起（郝）经于病中，畀之书命授以金虎符。今奉使贵朝，告登宝位，布弭兵息民意，命经略史公赍诏徃江上，谕旨言：有信使仍还江上兵。适蒙古汉军诸帅弃师北归，而史公不得前，主上即欲治诸帅方命擅回之罪，而值即位大赦，虽贷而未释也。且在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公等毋入不测也”，认为蒙古汉军的“攻城侵略”会破坏和议，自然宋朝侦知如此军事情报也不会通过和议。乃令幕官邀其回程时，郝经毅然以为“今日甫行千载一时不可中止”情况下，宋朝果然作出“毁都亭驿，下诏告喻，誓不与北和”的决议。

由此而知，蒙军制造的军事冲突，不仅令元朝君臣认为会给宋朝造成战争的军事情报，而宋朝实际作出的决策也表明，侦知到蒙军继续战争的军事情报。但是宋人对此不加分辨，没有了解清楚蒙（元）朝廷与其反对和议之间的情况。李璮的制造事端、蒙古汉军的侵扰，并不是忽必烈继承汗位想要与宋关系的真实意图，不过是蒙（元）内部争斗未息，造成延续蒙哥汗以来继续与宋为战得印象。宋人在此方面军事情报侦察不明，也就导致了对郝经和议的怀疑，最终拘押郝经。直至伯颜帅兵伐宋，渡过长江后，另宋朝畏惧，并且派使者追问的情况下，方将郝经依礼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