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异族统治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一个充满着悲剧意味的年代。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长期由汉人执政的宋王朝终于在忽必烈统冲的蒙古铁骑冲击下土崩瓦解了。一部改朝换代、人事业替、兴哀相交的话剧上演了。赵孟頫的诞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赵孟頫(1254- -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国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之后。如此显赫的皇室后裔，本应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殊不知到赵孟頫这个时代，昔日土孙已落得个“黄花已去”，面对宋土朝的覆灭与元工朝的建立，他是带有兔死狐悲的凄凉感与痛楚感的。他曾有过归隐山林的想法，但是作为一名读书人，他在骨子里毕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出仕情结。他勤于绘事，益自立于学，声闻益涌，达于朝廷，日子过得倒也悠哉。本可以就这样平淡无奇一生，然而他的皇裔身份、才了名使元代统治者的目光一直关注着他。

第一次，当尚书夹谷之奇推荐他当翰林编修时，他相当干脆地拒绝了。

第二次，被强起出仕，他仍然称疾力辞，这种拒绝在当时应该是带有几分勇气和胆量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对丁那些不合作的名士才了，大致准备了二条道路：一是荒芜边远的流放之地，一是流血砍头的刑场屠刀。更何况赵孟頫特殊的身份，他是仕元还是隐居，意味着生于死的问题。

第三次，江南待御史程文海奉召搜寻江南遗逸，这次，他没有也不敢拒绝，而这一次也带有一点绑架性质。他自己的诗“提来官府竞何补，还望故乡心惘然” (《送高仁卿还湖州》)便是证明，但他毕亮出仕了，也正因为这次的出仕，构成他颇有争议的一生。

所以，赵孟頫为何变节？原来因为一个字：

确实，对身为皇室后裔要转身投向敌对的元朝廷，当所谓的“贰臣”在道德和舆论上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然而他的出仕却不能完全说成是被迫的。这是因为赵孟頫仟职期间所有的“议赃律，辩答刑，免钱粮，参权责，平怨狱，振儒风”诸项政绩，大体可见其为官一化的所作所为。其中他作为一个读书人，骨子里毕竞存在一种难以割舍的偶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仰和履践。若无自觉诊与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仅仅是被迫而为，则根本是无从实现的。

对于赵孟頫的“仕元”，不光艺术界，几乎整个人文学科涉及到对其作为历史评价的，历来褒贬不一，有人用“大节不惜”斥其为民族败类，也有人用“被迫论”寻找史料为其开脱，或者用“以夏变夷，有利汉化”来为他辩解，然而“仕元”确实是难以抹杀的历史事实。

长期以来“仕元”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其艺术的全面认识，在“人品即艺品”的传统观念与准则支配下，使赵孟頫背了太多的斥责，以至于对其书画艺术有一些不公正，不客观的评价，犯了“因人废言”的错误，这里面确实存着复杂的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历史的看，对赵孟頫“仕元”的个人行为要作具体分析，当然就传统思想来说赵孟頫的出仕元代朝廷，与钱选等人相比，不能不说是种缺憾。 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 而对其画艺和书艺提出非难，“薄其人遂薄其书”，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还是不公正的。

赵孟頫是一代大家，经历了太多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赵孟頫晚年所写的这首诗能真实的佐证这一点：“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怜，惟余笔研情犹在，留作人间作笑谈。”

在其生命暮年，对其一生做了全面的关照，唯一值得留存情愫的是他的笔墨，但即便是这，也不存什么奢望，仅留人间作笑谈。这是何等的无奈，又是何等的凄凉。他的名气只是因为他的“仕元” 遭到后人的抑制，也由于他的出仕入元，在传统的“士”与“道”互重的天平上发生了倾斜，使他颇遭非议，为他个人的历史和他在艺术上的成就都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