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近三百年，人们不断对隋炀帝这个前朝的亡国之君作出各种评论。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所具有的身份立场不同，所持有的目的不同，人们评论隋炀帝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唐人的评论涉及到了隋炀帝的性格、治国和开运河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能够使我们对隋炀帝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虽然隋炀帝是一个皇帝，但他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有自己的个性，他的德才与他治国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唐人对隋炀帝的评论中也涉及到睛扬帝的性格和他的才与德等问题。

由于生活在帝王之家，政治斗争十分残酷。在权力的诱惑下，普通人家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都会被冲淡，到处都充满勾也斗角，尔虞我诈，为了自保他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怀疑猜测周围的每一个人。因此，隋炀帝也养成了猜忌的性格。父子兄弟本应是最值得信任的人，但是炀帝即位后对宗室诸侯王"猜防日甚"横加迫害，结果滕王绝、卫王集均遭徙边，蔡王智积"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医"，临死之前对其家人说："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

炀帝对自己儿子齐王杨陈也很不放心，处处猜疑设防，"常虑陈生变，所给左右，皆以老弱，备员而己"。贞观四年(630年)，魏徵就说："臣闻炀帝不信齐王，恒有中使察之，闻其宴饮，则曰：'彼营何事得遂而喜！’闻其忧悴，则曰：'彼有他念故尔。'父子么间且犹如此，况他人乎！"对于朝中功励卓著的大臣，隋炀帝也不信任，"无所专任"，帮助隋炀帝成为太子，登上皇位的主要帮手杨素、张衡等旧臣最后都因隋炀帝的猜忌而不得善终，唐太宗就曾经说："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批评隋炀帝猜忌成性，以此来提醒自己要与群臣一体。北方的突厥是隋王朝最大的外部威胁，隋炀帝时刻对其猜疑防范，唐太宗就曾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又筑长城以备胡"。唐人对隋炀帝猜忌性格的批评，涉及到了隋炀帝与亲人、与大臣及与外族等许多方面。

隋炀帝不仅仅是一个皇帝，而且还是一个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从小聪明敏慧，又好学，擅长诗词歌赋，就连对他颇多苛责的魏徵对他的才华也赞赏有加，说他"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高度评价了他在改变六朝以来浮华的诗风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是，古人认为一个人的品德比才能更重要，又因为他是一个亡国之君，所以唐人在评论时，大多批评他品德上的问题，而忽视隋炀帝的才华。譬如，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就回答说："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受人，……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至覆亡也。"

—次，著作郎邓隆表请编订唐太宗的文集，但是唐太宗认为：如果制事出令能够对百姓有好处，史书自然会记载的，足可以传之不朽：如果凡事不效法古代的圣主明君，乱政害物，即使有文集也只是贻笑后世罢了，像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这些人"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央倾覆。凡人主惟在德斤，何必要事文章耶？"开元时期，杨相如也说，隋炀帝"虽制敕交行，而声实外谬，言同尧舜，迹如桀纣"。唐文宗曾与大臣在延英殿讨论古今诗句工拙，郑覃就说："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

这些人政治家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做出评判时，首要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得失，文学才能是次要的。虽然他们都承认了隋炀帝在诗词方面才华横溢，但是从政治得失的角度来看，隋炀帝这些所谓的"尧舜之言"，都是"章句小道"，而他有才无德，缺乏为君的仁德与度量，导致亡国。正如所谓"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唐人主要是批评了隋炀帝有才无德，导致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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