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著作中广泛流传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没有把它用于战争，也没有多少技术创新，所以火药技术裹足不前。黑火药传到西方后才被欧洲人开发应用，改变了世界军事格局。欧阳泰在《从丹药到枪炮》一书中认为这是一个“文化迷信”，实际上，早在火药技术传入西方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就研究了火药的多种用途，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技术创新也未曾中断，明朝甚至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火药帝国”。1550—1700年，东西方在军事技术上实力相当。直到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战争数量下降的“平靖时期”，而欧洲经历了一连串激烈的战争，中国和西方的军事模式才分道扬镳，出现“军事大分流”。

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中国研发出了大炮？

当西方人造出重达数吨的火炮时，14、15世纪的中国火炮轻得太多太多：中国人眼里的大火炮也不到80公斤，大多数都只有20公斤，或者更轻。关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众说纷纭，比如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火炮不用于城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这显然是胡扯，中国并不缺乏分裂，也不缺乏周围国家的挑衅或抢掠。

还有人认为是因中国科技落后，对此，欧阳泰指出：中国人不是造不出巨型炮，他们的冶金技术相当高超，而且在14世纪70年代他们也确实造出了大型炮。

欧阳泰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大炮对其作用有限。罗马人是欧洲古代最擅长修建城墙的，罗马城墙通常有10米高，这个高度和中国的城墙差不多，但罗马城墙厚度只有1.5米至2米，这个厚度是中国城墙厚度的十分之一左右。罗马最宏伟的墙要数罗马城的墙，它的塞维安墙底部可以达到3.6米厚；在奥勒留皇帝统治下，重建的城墙最终达到约4米厚，6米高。这比同期的中国城墙薄了很多，中国城墙通常在底部就有20米宽。二者的制作技术也不同，欧洲墙是石制的，常常混合着砂砾和碎石，用石灰石灰浆作黏合剂，这种建造工艺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中国墙则是泥土胚子。泥土工事可以吸收火炮的动能。它们在攻击下常常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每个孔洞都不会很深，也不至于整座墙都被击垮。

此外，还有一点，中国城墙是斜的。垂直的墙体受抛射物击打的时候接受的是完全的冲击力，而倾斜的墙体会分散吸收一部分抛射物的冲量。

有趣的是，当欧洲人想要改善堡垒的城墙以更好地防御火炮时，他们做出的改变让欧洲的墙变得更像是中国的墙。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战争，是战争催发了武器的研发。

为什么经典加农炮在1 5世纪出现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

欧阳泰写道：原因也许不在于文化层面的假说——欧洲人更有匠心，而更可能是战争的频度。14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而欧洲则进入了长期的、激烈的、事关生死的战争时期。那时的欧洲体无完肤，战争遍地开花。历史学家弗兰克·塔里特写道：“从1480年到1700年，英格兰参加了29场战争，法国34场，西班牙36场，神圣罗马帝国25场。1610年后的一个世纪，瑞典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分别每两年就有一场仗，西班牙每四年有三场。”

欧洲的历史学家认为是新式火药起了作用。火药是个顽皮的东西。即使它的成分中有氧原子加入氧化反应，也还需要颗粒之间留有空间以供燃烧。传统上，欧洲的工匠会研磨三种配料混合成火药一硝石、硫黄和焦炭。装填经典火炮出现之前的老式炮时，需要把火药倒进药室——比炮管更窄的一个小空间。但你不能填满药室，因为要留出空间让火药燃烧。然后你得塞一个木塞到药室上方，再把发射物装进真正的炮管。火药点燃，药室内的空间就让火药燃烧。压力一旦达到临界，木塞和炮弹同时射出。

但是，这种假说也遭到了质疑，比如，最近的证据表明，早在1370年，中国就有火药粉存在了。中国考古学家考察了明朝初年的一些地雷，发现它们装有火药粉末，这提供了火药颗粒快速燃烧需要的空间，这是让地雷爆炸力更强的创新之举。还有，早在13世纪，东亚人就在使用火药粉了。火药粉末化在欧洲远远不是以前人们想象的那样线性的发展趋势，经典火炮出现的时间并不一定要和粉末技术传播的时间一致。

亚洲学家还提出这样的解释：中国放缓了火炮的发展是因为就可克制其心头之患——内亚游牧民族而言，火炮并不好用。

可是这种说法也未必靠谱。历史证明，火炮在抵挡游牧民族时非常有用。明军使用火炮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击败了蒙古人，1449年又力拒蒙古人侵。而且中国的火炮需求量很大，北方边关尽是炮台。大量资料清楚地显示，在15-16世纪，中国的征战者认为与游牧民族交战时，火炮非常有效，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欧洲火炮突飞猛进的时候。

欧阳泰并不赞成从文化的层面来解释中国军事技术的落后阐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还好多人在说，中国的落后是根源于儒家文化抑制科学的发展。欧阳泰写道：“……中国的衰落源于故步自封；中国苦于儒家教义和深层次的文化保守。但今天的汉学家普遍不接受这样的文化解释，因为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只是被描绘得那么的专制、故步自封和保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此，我比较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