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族在统治集团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代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皇族成员予以界定、划分。清代继承了明代对皇族的划分管理模式，并根据满洲特色，制定出了自己的皇族划分原则。按照官方记载，爱新觉罗家族“其先盖金遗部，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清代对祖先的叙述，同所有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部族并无不同，多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且这种传说多不可信。

爱新觉罗家族明确的第一代祖先，是被清代追尊为“肇祖原皇帝”的孟特穆，即明代史籍及朝鲜史书中所提到的猛哥帖木儿。与明代相比，清代创业君王的家族更为庞大，这也导致清代皇族的划分较其他王朝更为复杂。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时规定“凡显祖子孙，考论功德，列爵九等具为宗室。”这一划分将努尔哈赤同父兄弟的子孙囊括在宗室之中。除宗室外，清代还将一些血缘较近的同族算作皇族，称为觉罗。

天聪九年，皇太极下诏，令“德世库等子孙以觉罗为氏，系红带。”这一部分人员在清代被当做皇族，但与宗室区别对待。嘉庆年间重修的《大清会典》中也重申“皇族别以近远，以显祖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按照这一系列的规定，爱新觉罗家族以兴祖福满作为皇室界定的起点，显祖塔克世子孙被看做宗室成员，其他支派被排斥在新王朝的宗室之外。之所以对皇族进行细致的划分，分为宗室和觉罗两部分，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清王朝是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来，对家族力量十分看重，将兴祖福满的其他支派子孙纳入皇族体系，可以扩充皇族的人数，增强皇族的力量；同时，努尔哈赤最初起兵的动因是其祖觉昌安、其父塔克世被明军误杀，将努尔哈赤同祖兄弟纳入皇族体系之中，也能体现清代诸帝不忘先祖被杀之仇，有利于团结整个宗族对明作战。第二，德世库等支派与努尔哈赤兄弟等人的矛盾使得皇太极将之区别对待。这样的事情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发生过多次，多年后努尔哈赤还心有余悸，多次对子孙说“谁不欲杀我？与我同祖所生六贝勒子孙数次欲杀我而未得逞。”故皇太极称帝后虽将其包含在皇族之内，但并不将其算作宗室。

在清代，宗室与觉罗虽同属皇族，但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别。从血缘上看，宗室是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后裔，包括太祖系、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奇系、庄亲王舒尔哈奇系、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系，与皇太极均为同父兄弟或同祖兄弟，血缘关系较近；而觉罗是由礼敦、额尔衮、界堪、塔察篇古等人及血缘更远之人的后裔组成，与皇太极已属同曾祖兄弟，血缘关系较远。从礼仪上看，清代为尊崇皇族的身份，特别要求“宗室、觉罗皆别以带，宗室系金黄带，觉罗系红带。”宗室与觉罗所系“带”的颜色不同，表明两者身份的不同。同时，清代还规定“革退宗室者系红带，革退觉罗者系紫带。”通过对这种细节的规定，体现出宗室与觉罗身份的差距。

从爵位上看，清代宗室与觉罗授爵制度不同。乾隆四十年，乾隆帝就曾下诏令国史馆将“礼敦等传列诸臣之首，以别于宗室诸王。”从出仕的途径看，宗室与觉罗的途径并不相同。乾隆帝曾经称“觉罗虽亦系宗亲，但支派稍远，向准其同旗人应试出仕。”宗室虽也可参加科举考试，但宗室参加科举时所考项目与一般科举并不相同，且清代宗室参加科举考试整个清代都极为少见。可见经过数代之后，觉罗已与普通满洲贵族无异。

清代在立国之初，就尝试以血缘的亲疏将皇室划分为宗室与觉罗两部分，这一设计虽有不得已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清王朝自接受宗室这一概念时，就注重按照血缘亲疏对宗族加以区分。通过将皇族划分为宗室和觉罗两部分，清王朝在国家建立初期明确了太祖后裔在国家和宗族内的权力与地位，避免了因皇族权力过于分散而影响对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