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茂荫重视商业的作用和维护商人利益，在当时有何影响？

出身商人的王侍郎很早便对商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咸丰三年的“请筹通商折”中，指出了发展商业的基本作用，“窃思京城为根本重地，必得商贾流通，百货云集，方足以安民生”。商业不仅起到了稳定社会经济，方便民生的作用，还具有强大的吸纳就业功能，“各行局之帮伙，统计不下万人”，“各店铺中帮伙，小者数人，多者数十人”，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必须保证商业的正常运行，否则会造成许多不稳定因素，“此不可数记之无业闲民，既无所事，又不能归，终日游荡于京城之中，又将何以处之？”同治元年，王又上折曰：“南山各处木厢铁厂、纸厂、炭洞工作，计不下数万人”，“此等皆无业游民，一经歇业，易于匪勾结。”

王茂荫已经认识到了当时的金融业也就是钱铺银号的作用，在其钞法主张中体现尤为明显。他认为，钞币“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这里主要指的就是钱号业。这主要是基于其对整个社会基本情况的认识。首先，他知道清朝官僚机构贪污中饱、敲诈勒索等诸多弊病是难于杜绝的。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的原则是“无累于民，有益于国”,如果由官员胥吏主行钞法,这个目的就会完全落空。所以他主张,行钞时“力为设法,不经官吏之手”。他认为，“自来法立弊生,非生于法,实生于人。顾生弊之人,商民为轻,官吏为重。商民之弊,官吏可以治之,官吏之弊,商民不得而违之也。”“凡民畏与官吏交, 而不畏于银号交”。如果行钞的各项事宜均交银号办理, 商民就“无所疑畏”,而乐于行用。

其次是基于对钱铺业在商业中地位的认识。钱铺业掌管着资本的出入、借贷，是各商运营的枢纽。“各行店铺自本者十不一二,全恃借贷流通。”各商人经营所需的资本基本是由钱铺借贷而来，并且钱铺还经营货币的兑换业务，因此他将钱铺银号视为钱钞流通过程中的枢纽。“以银易钱，而又以钱易银，则钱店实为之枢纽也”。正是基于此，王茂荫将钱铺银号的稳定视为发展商业的重中之重，屡次主张由政府进行政策调控。咸丰三年，京城各店铺纷纷关闭，商业萧条，王认为原因是“大抵买卖之日微，借贷之日紧”，奏请朝廷强行规定各钱铺不得收本或者加息，一切必须各按旧章，“不宜尽将本银收起”。并且钱铺关闭者，请“暂展追限，以恤商而利民”。延长两月限期为四月。

咸丰帝上台后，滇铜的来路已被阻断，再加上私销的增多，钱荒初露端倪。为了筹措铸铜，清政府又一次对民间下达了禁铜令，“京城铜铺嗣后不准制造五斤以上铜器，限一年内将已制造者售卖，预期查出入官”，后又更改为“一斤铜器者，限三个月呈缴”。王茂荫认为如此禁令徒严，济用无补。铜器中有诸多日用生活品，禁一斤以上者，“民用恐多不便”，且各铺以打造铜器为生，如强行严禁，“官绅可能，铜铺必不能”。铜铺是不可能安于听令的，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则能改之改之，不能改之匿之耳，生计所在，安能呈缴？”为了替代收缴民间铜器的做法，王主张拆铜庙等闲置资源以资鼓铸，比如热河珠源寺。认为此举“较之搜刮商铜，似为得济”，可以两全其美，“非独鼓铸有资，亦使商民安业”。

在诸多建议被搁置以后，王还考虑过直接通过商人采办散在民间的铜斤，以杜绝官办时出现的各种舞弊现象。他亲自通过熟识之友，“访有商民十余人, 多有铜斤,兼能采办”，提出只要能保证商人之利不受亏折，即可采运。“诚能于收买间立法平准, 免受亏折, 该商民等即能采办交收”。尽管王的建议足以采铜百万斤，可以纾一时短铜之困，但终不为清廷采纳。这首先是清廷士大夫群体对商人的不信任，商人操控铸铜对他们来说不但有伤国体，而且是十分危险的。其次是当时的鼓铸衰败状况的根源不在铜源，而是当时朝廷已是有心鼓铸，无力为之了。再次，采购民间铜源会恶化私销制钱的状况，加重社会钱荒局面，犹如抱薪救火，是根本不可行的。

咸丰二年，清政府开始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发行了大量的银票、纸钞。如何使这些虚值的钞票尽快的进入流通市场，从而尽早的转嫁危机，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时以祁寯藻为首的户部上奏，“请于各省当杂各商生意帑本内，每酌提十分之三”，然后“户部核明银数，按原提本银数目分给各该商”，并称“于商无亏，于事有济”。王茂荫坚决发对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直接在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做法，“臣不知各省生意帑本共有若干，有济与否，不敢妄议。若商，则知其必亏”。

​“名避勒捐，而实较捐之费为更甚也”。与上述损商的做法相反，王茂荫还主张给予商人利益。比如“银号领钞, 准与微利，每库平五十两者,止令缴市平五十两。库平十两者,止令缴市平十两”。如此这般才能调动商人的积极性，有利于钞法的执行。从这方面来讲，王茂荫对于钞法的实行可谓是规划到细节了，并且对行钞的关键掌握的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