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恽传记对北方著名道教太一教的展现，在当时产生了作用的影响？

太一教由卫州人萧抱珍创立于金天眷初年，创立之初即“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是北方道教三大教派中创立最早的教派，因此在蒙金战争爆发之前就己经有了深厚的民众和政治基础。王恽与太一教渊源极深，据王恽《家传》中记载，其祖母韩氏“晚嗜道家，教号妙清”，而韩氏的叔父乃是太一教二代度师萧道熙，因此太一教与王恽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家族渊源。此外太一教为王恽家乡卫州的地方教派，王恽又为当地文学大家，因此与太一教相关的碑传墓志、庙观记文等皆请王恽为其撰写。

​王恽在传记中的记述基本涵盖了太一教发展之始终以及其宗教内核，与蒙元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王恽记述之重点，而这段关系的更迭是研究太一教发展的重要线索。陈垣先生称：“秋涧知太一掌故特详今太一有《秋润集》，其文献亦赖以不亡，秋涧不啻为太一之太史也。”太一教影响范围并不广阔，所存不过两百多年，王恽传记中对太一教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后世对太一教的认知大多从《秋涧集》而来，因此其文献意义重大。

就传记作品内容而言，王恽所作有关太一教的传记有：至元十六年（1279）应五代祖师李居寿请王恽为太一二代萧道熙作《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ｆ明真人萧公行状》；至元九年（1282）应六代度师李全祐之请为太一五代度＆李居寿作《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至元二十年（1283）为道教提点张善渊作《故真靖大师卫辉路道教提点张公墓碣铭》；为彰德路道教事霍真作《提点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君道行碣铭》；至元二十四年（1287）为太一二代先考作《故太一二代度师先考韩君墓碣铭》、太一三代度师之先考《太一三代度师先考王君墓表》；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卫辉路道教提点张居祐作《凝寂大师卫辉路道教都提点张公墓碣铭》。

这些传主或是太一教信徒，或是一代度师，或是教主亲属，篇幅不多，却都与太一教有着莫大的关联，因此文献价值极高。王恽与太一六代度师李全祐“有夙昔之雅”，多篇与太一教相关的传记是应其所请而作，与太一教的家族渊源也使王恽对太一教所知甚详，因此王恽在传记中呈现出了太一教在易代之际的发展轨迹，记载中多涉及蒙元对太一教的接纳过程以及太一教从兴起到衰落过程中所透露出的宗教内核和蒙元间的政治关系。

藉由王恽的传记可以知道，蒙元南下前，太一教在众教派中是最受宠遇的一支。一祖萧抱珍、二祖萧道熙、三祖萧志冲都曾受过金朝国主之礼遇，大定九年（1169），金賜太一教万寿额碑，“是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矣”。大定十四年（1174），金诏海内名僧宗主天长观事，萧道熙欣然前往，后其门徒“不阅月，户外之履满矣”。可见，太一教在金季就注重倚靠政治力量扩大其影响范围，其门徒由数千人扩大到数万人。贞祐年间，蒙金战争爆发，卫州遭屠城浩劫，“国朝癸酉，天兵北动，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连亘河朔，卫乃被围。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驱民出泊近甸，无噍类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群儿气吐成谣，哄歌里陌间曰‘团栾冬，半破年。寒食节，绝人烟’之谶，寻罹厄，实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曰也”。

因此以卫州为宗教中心的太一教势力在此次浩劫中遭到严重打击，太一四代度师萧辅道逃生。王恽传记中并未存四代度师萧辅道之碑铭，其事迹皆在真靖真人张善渊和太一五代度师萧居寿传中，在卫州沦陷后，萧辅道积极致力于太一教的重建，重新修复了太一教总部万寿观。易代丧乱之际，萧辅道审时度势开始与蒙元政治力量接触。金天兴年间，萧辅道“应大将撒吉思请，主新卫昭顺圣后祠”后于1246年受忽必烈及其母唆鲁禾帖尼的召见，这是太一教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既至，上询所以为治者，师以爱民立制、润色鸿业、用隆至孝者数事为对，上喜甚，锡之重宝，辞不受”。

而后，太一教在蒙元势力的支持下事业大兴。1252年，萧辅道再次受召北觐，忽必烈指定李居寿为太一五代度师。萧辅道逝后，忽必烈升太一万寿观为太一广福万寿宫，这标志着太一教在蒙元的支持下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忽必烈与萧辅道的私人关系十分亲密，1259年，忽必烈南巡居万寿宫，追忆萧辅道，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学，知变通。向朕在潜，与之同处。何音容乍远，冠履遽遗，殊用怅然”之叹，这种深厚的私人关系使太一教在五代度师萧居寿的带领下达到全盛。凭借四代度师与蒙元建立的政治基础，太一教不断得到蒙元的支持，关系也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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