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茂荫选拔人才的原则：唯才是举、用贵得人

王茂荫认为“用贵得人”。理财要用善于理财的人才,打仗要善于选将用兵。从王茂荫一生举荐的人才来看,所举荐的理财人才十分鲜见,而举荐的军事人才却有几十位。这可能是当时处于内外交困的时代,军事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所决定的。王茂荫举荐人才的原则是唯才是举,并力图使之成为清政府选拔人才的原则。

王茂荫举荐人才主要表现为利用自己作为言官上书谏言的条件和机会,积极举荐人才。在谏议中公正评价人才,主张该奖则奖,该罚则罚。同时自己做到以身作则,不徇私情。例如,据王茂荫家乡人的口头相传,一次,王茂荫的舅兄找到他,想通过他捐个举人,并再筹一些钱活动活动,捐一个知县做做。王茂荫便笑着回答:“你也想做官吗?做官有什么好处,我看你还是多读几本书再来做官,否则你的名字找谁去签呢?”

他的舅兄还以为王茂荫是和他开玩笑,便笑笑说:“现在的县长有几个书读的多的,告诉你一个笑话,徽州府的府官还叫师爷替画`行'字呢?只要有官做,有钱刮,识字不识字,那又有什么关系?你看我弄钱包比你会,书呆子做官哪里知道弄钱?做官不弄钱,又何必做呢?”“县官是专门为刮钱才来的吗?那百姓又何必要这个官呢?”王茂荫这句话说得他舅兄哑口无言。此事虽不见正史记载,但传说甚广,根据王茂荫一贯的行事原则,应该是可信的。

王茂荫为清廷大力推荐人才。曾国藩曾评价王茂荫“以时事为重,故于宏奖风流,尤注意焉。前后荐剡,不下数十人。凡所敷陈,多蒙采纳;凡所推荐,多蒙录用。”这里着重以他举荐军事人才为例,来说明王茂荫是如何身体力行“唯才是举””和“用贵得人”的主张和原则的。王茂荫认为:“三军之命,系于一将。将得其人,则军用命;不得其人,则军不用命,故行军必以选将为先。”他为此谏议皇上令各旗营大臣,“或选择曾经出师、历过行阵之员,以资教导,兵丁虽年纪已老,亦堪重用;或延访素习武略、谋勇兼优之士,以资讲求调度,虽出自草野,亦许保举。”王茂荫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向最高层举荐了一批将才和具有军事谋略之才的人物。

举荐李文安。王茂荫对李文安十分了解,他们二人具有公谊私交上的深厚关系。一是王茂荫与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有“三同”关系:二人同为安徽老乡。李文安的家乡为庐州(今称合肥)。乡谊之情在旧时是被十分看重和注重的,一般地很自然的产生密切关系。二人为同朝进士。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只是比王茂荫晚6年而已。二人同在道光、咸丰两朝为过官。李文安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就职刑部郎中直至咸丰朝,后经王茂荫的推举后又赏加御史衔。所不同的是王茂荫任职多,职迁快,职衔高,而李文安则长期担任一职。王、李之间的这种“三同”关系,很容易地产生公谊私交,彼此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

二是王茂荫与李文安有着保举与被保举的关系。根据王茂荫的禀性,不是他十分了解和信任的人,他是不会轻易的保荐人任职的,更何况,在那个时代,保举人是要承担责任的。向咸丰帝建议:“此时安省情形难以悬揣,李文安系曾蒙记名御史之员,带过引见数次,现在御史又尚空有数缺,可否赏加御史衔,俾得便宜奏事,恭候宸裁。”此建议得到咸丰帝的批准。咸丰帝的上谕:“王茂荫奏保本籍人员回省带勇防剿一折,刑部郎中李文安著准其回籍,督率练勇,协力防剿。所请赏加御史衔,准令奏事,殊属非是,著无庸议。”可见,王茂荫对李文安是十分信任的,其关系也非同一般。

​事实证明,王茂荫举荐李文安,可以说为清朝政府立了一大功。咸丰四年二月,李文安到合肥办团练,与早于1853年在庐州办团练的儿子李鸿章会合,后有张树声兄弟、吴毓兰兄弟相率加入,势力渐大,李文安与其子率部在庐江白石山阻击自巢湖来攻的太平军。李文安因这项功劳而被记名知府,并得以号令四乡团练。后于1855年7月暴病而亡。李文安的死,激起了李鸿章的新仇旧恨,1853- 1857年近5年的团练生涯的“磨练”,为李鸿章统率淮军提供了经验,使李鸿章成为清朝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前因后果来看,李鸿章的发迹,与王茂荫推荐李文安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