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产生于中国近代，是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提出的，原文曾这样开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为何梁启超对小说评价这么高呢？从他的这篇文章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共情

小说的故事性使得它十分吸引人并能使人进入到那个情境中，"其最受欢迎者， 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

二、开拓眼界

人之一世，环境之所限，只此一生，眼界必然狭小。而小说，能让人探寻他人之人生，历经无数我们没有历经的悲欢离合，即"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梁启超认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

三、知音共鸣

小说的作用不止在于以上，还能让人产生知音相惜之感，寻求心灵上的互动："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这就是一种遇知音的欣喜。

四、"浸、熏、刺、提"

梁启超还把小说对于人的作用总结为这四个字，全面说明了小说对于人的影响。"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但是读完全文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其实是有他的偏好在里面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小说的长度、故事性和承载量使得它更容易承载教化国民的作用。"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这是梁启超大力提倡小说的原因，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近代革新国民思想。

但梁启超并不是对小说没有批判，恰恰相反，明清小说已经发展到高峰，国人已经普遍喜欢读小说，但小说的内容在他看来却大有问题。他认为以往的花妖狐怪、江湖豪莽甚至淫邪恶俗小说对国人的荼毒太深了，梁启超沉痛道："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因此，梁启超极力提倡文人利用小说的独特魅力，革新小说，写新小说，用小说来开启国民思想，而非令国人沉溺于才子佳人等旖旎空想，在这中国内忧外患的时节，开启新文学的步伐，从而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

在笔者看来，梁启超的这些看法是相当合理的，小说的独特性的确如他所说，更受人们欢迎，也更能承载教化功能。但他对小说的看法由于时代的限制，却并不符合当今我们的认知。

小说为文学，而文学有文学本身的评价标准，道德教化并非文学的唯一评价准则。按他的说法，《水浒》《红楼》《聊斋》等都毁害人心，皆不可取，这我们自然是不认同的，因为我们早已不再处于那个时代，而这些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自然更能令我们发掘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