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纹镜，为《哑舍》一中所提到的欧冶子所铸的铜镜，体内不光有“五金之英，太阳之精”的成分，还有一小块陨铁溶在里面。最初为卫子夫所有，后被转交给其外甥霍去病，霍去病通过鱼纹镜而可以跟另外时空的何亦瑶对话。在霍去病最后一战时为了给他挡致命一箭而使得镜面出现了裂痕，但依旧为保住霍去病的性命。后为了让何亦瑶能通过她与霍去病对话，以精魄消逝为代价，修补好裂痕，落于何亦瑶手中，令其与霍去病对话。

关于鱼纹镜我国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双鱼纹镜，多为金代铜镜，曾在金代大量出现。主要为圆形，圆纽。主纹为双鱼。有的分为二区，内区为双鱼，外区为窄纹带；有的不分区。在构成上，有不少区别：一般纽两侧各刻一鲤鱼，逐浪嬉戏，镜背满布水波纹；另一种鱼身较肥大，占据镜背主体部位；有的镜背无水波纹，鱼身较小，露出素地较多；还有的只在纽下铸出双鱼，其衔草叶，无水波纹，素地更多。主纹除鲤鱼外，有的为鱼身龙首，并有两翅，呈飞跃状，称“鱼龙变化镜”。直径常见的为15厘米左右，1964年黑龙江阿城出土的一面双鱼镜，直径达43厘米，极为罕见。

双鱼纹镜在金代流行的原因

鱼是我们远古祖先的图腾之一。在我国最早出现的象形纹饰中，数量最多、最典型的便是鱼纹。随着历史的发展，鱼形纹饰逐渐由氏族崇拜演化为民族、民间追求富裕、吉庆、爱情、幸福的象征，而广泛受到人们的珍视。特别是鲤鱼的形象在我国自魏晋以后的社会中多为人们所崇尚，如《太平御览》引《列仙传》、《搜神记》，以及《晋书》、《宋书》等文献均有许多关于鲤鱼神灵传说的记载。隋唐时故事尤甚，如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梁郡有清冷渊……忽有大鱼似鲤，而头一角，长丈余，鳞正赤，从清冷水中出，头长三尺许，入横渎逆流西北十余里不没，入通济渠。于是夹两岸随看者数百人，皆谓赤龙大鲤从渊而出，此亦唐祚兴之兆”。至宋，人们对鲤鱼的神化更有增无减，如陶谷《清异录》载：“鲤鱼多是龙化，额上有真书王字者，名王字鲤，此尤通神”。历史上，唐五品以上官员有用鱼袋盛放鱼符作为重要场合出入的等级标志制度，该制度始于唐初，盛至唐宋，宋后渐衰。《朝野佥载》：“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佩之。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隋唐以及宋时汉族人对鲤鱼的崇拜，对女真人难免不无影响，例如《金史·五行志》中就记载女真人把鲤鱼充作祥瑞的象征。而皇帝在举行荐新礼时，要用鲤鱼献祭。金代实行的鱼符、鱼袋制度也当是推崇鲤鱼的反映。又如：金制，皇太子、亲王佩玉鱼，一品官至五品官佩金鱼，六、七品官佩银鱼。金代不仅对唐宋鱼符、鱼袋制度衣钵相传，而且对鱼的推崇与前人比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史》卷三十记载，金代皇上举行大礼要选用鲤鱼作祭品，金宫廷盛行众舞者执鱼纹镜起舞的保留舞蹈“镜舞”。汉民族“鱼崇拜”的思想对女真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真人视鲤鱼为祥瑞，以鲤鱼献祭，王公大臣均配挂鲤鱼标志，在这种基础之上，女真人已具备了创制和展示“鱼”形象的文化基础，而恰恰这也正是金代双鱼镜广泛出现并迅速流行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