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王恽传记中的蒙元能吏干臣形象是怎么样的？

汉地本沃野千里，是农业耕种之沃土，但在蒙古与金和南宋的长期对峙中，百姓为躲避战乱而四处奔走，黄河南北大贫，田地荒芜、荊棒蔽野，农业生产一再中断，“始经壬辰之革，河南拱北城郭墟厉，居民索寞。自关而束，千有余里，悉为屯戌之地，荒芜塞路，人烟杳绝，唯荷戈之役者往来而已”。两淮地区也残破尤甚，“在前南北边徽，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与前期蒙古统治者盲目将耕地圈为牧场不同的是，世祖朝逐步认识到因地制宜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因此部署并执行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使中原华北地区的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也给元朝创造了大量税收，后来农业税收之高低甚至成为了元朝的考官标准。基于税收的压力和汉人本身对农耕文化的自觉恢复，中下层官吏在所属地域的治理中尤重视土地涵养、水利建设、劝课农桑等一系列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措施，积极展开复兴农业的工作，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为元初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昌龄（1197－1259）本是史氏幕府参议官，宪宗时史天泽受封于卫州后，派王昌龄进行治理。卫州“民疲事剧”。王昌龄到卫州后尤其注重当地的农业发展，“哀民之困于茧丝也，均徭平赋以畜其力”，“楗堤防以捍水灾，课农桑以抑手游”。时卫州泉水与淇水依地势相合，雨水充足时常决堤冲毁田地庄稼，王昌龄“为堤黑荡陂以御之”，了绝水患。又大兴水利，引水造渠，灌溉良田百余顷。在王昌龄的治理下，卫州大化，成为史天泽采邑之腹地。若王昌龄之兴水利者还有刘济、王复之流。

​为太原路总管府判官时有山名罕山，“每沟浍秋泛，害及关坊”刘济率众造渠十余里以使洪水分流，不仅除了水患还使数百顷农田得以灌溉。王复（1226－1289）承其父王昌龄之职管卫州事，至元八年（1271）治归德府时城内大水，环城为海，王复“遂相水冲，循横堤，疏二渠，一注坂渎，一达河故道，水随退，得腴田万顷佃贫民”，水患革除后，王复知不可让百姓又遭水难，于是建堤坝、筑垄堤以绝后患，“故水去而民益亲”“夫治国之道，养民为本；养民之术，务农为先。”

涵养土地，劝课农桑者又如赵鹏、韩澍。赵鹏“量田畴为可溉约束，又置鼓畜犬于田畔以警其奸窃”，“及课植桑，岁至三十万株，县以之致富焉”。对于横恣不法者，赵鹏给以田牛，充农户籍，使其改过自新。韩澍为汲县府尹时认为农业生产乃是风化之本，以劝农为务，“课户丁，斷丛薄，植桑果”亲自下视田间以检视农户是否勤于耕种。元初官吏腐败者甚多，为讨好蒙古贵胄，与之联合起来实行土地兼并者也不在少数，如以上官吏能守公尽职，以一己之力在所辖地兴水利以灌良田除水患，劝农桑以养土地复耕种也是难能可贵。元初农业生产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而在大力恢复农业生产的恢弘历程中，这些官吏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虽只是构成历史的渺小一员，其功绩亦是斑斑可见。

中下层官吏为儒学在汉地的复兴和推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金元易代时汉地世侯多接纳流寓汉地之儒士，王昌龄亦在史氏幕府之列。在治理卫州期间，王昌龄大兴文教，礼贤下士，在保护儒士并为他们提供政治与物质的避难所上不遗余力，使得卫州有了与汉地最大文教中心东平不相上下的地位。王恽身逢王昌龄和史天泽在卫州礼遇贤才、大兴教化之时，得以从姚枢、王磐、元好问等从学问道，获益匪浅，因此对其大兴儒学教化有比别人更深的体悟。王昌龄对文教的投入与他由儒转吏的身世经历有着必然的关系。

王昌龄垂暮之年以作诗赋词为乐，所交如杨奂、郑子周、董瑞卿等皆是一时名士，在元统治者“重吏轻儒”的文化背景下，仍渴望能以儒业起家，着实代表了时人之主流思想，可见儒学之明经道义、崇文尚贤仍然是元初士人心中的乌托邦。元一统前“教化衰而礼乐废，礼乐废而祀典亡”“吏治者显推其本，以薄书狱讼是务；为士者不思根极圣道，以大学自任，区区从事于章句之末”以儒学为内核的汉地文化萎靡不振，没有元政府的支持，士人之奔走呼喊始终无法奏效。元肇建之初，忽必烈在一众汉臣的奏请下下令发展地方官学，亦称为庙学，庙学是传播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教育阵地，地方大兴夫子庙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儒学的普及。

相比于其它朝代，元代由于掺杂少数民族文化色彩而使吏治根深蒂固且劣迹斑斑，官与吏概念的混淆使官吏的腐败程度日益加重，但不可否认的是，易代之际的时代环境与独特的历史条件带来了别具特色的元代吏治与基层管理面貌，“重吏轻儒”时代质素的注入输出畸形的政治形态，却也着实给时人送来机遇，给历史带来新质。王恽虽未以元初官制的吏员出职制度入仕，但依然是由吏治才学得以征召，仕宦经历中又多与中下层官吏打交道，这一方面促进了王恽在传记中能感同身受地去描写刻画，重现他们人生中的升沉离合和情感经验，展现元初官吏这一特殊政治群体，使这些传记存在的意义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