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一位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法学博士，先是加入到清末新政中做了一名修改法律的大臣，他还先后出任过其他国家的公使。武昌起义爆发后，这位法学博士毅然加入到了革命阵营，开始追求一场人生新的革命，他就是伍廷芳。

一、 高龄加入革命

当年已经年近古稀的伍廷芳，从海外公使的职位上返回到了国内后，看着当时腐败不堪的大清朝，内心之中感到了心灰意冷，也无意再担任何职务，决然请辞。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族处于一种特殊的时期，伍廷芳作为一位有才学的人士被各省联合推举为民国的外交总长，而他也是慨然应允。由于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对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有着较多地了解，加上回国后，又在清政府担任过公职，这两大制度体系的差别，在他的心中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在出任民国外交总长之后，亲自致书给当时的载沣，劝他“共赞共和”，还发出了《致清庆邸书》，痛斥专制之害。这也标志着他从君主立宪开始了向民主共和的转变。

他为向世界各国表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成功，还发出了《致各友邦请承认中华共和国电》，并以外交总长的身份，向各国提出了在租界中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并直言主权丧失，痛心之极。表达了新政权成立后，应全力挽救的想法。在当时大的环境之下，如此外交政策自然是积极和明智的。

二、 折冲樽俎应对南北议和

在一九一一年的南北议和之中，伍廷芳担任了南方的议和代表，与北方代表唐绍仪展开会谈。此时的北方在当时袁世凯的指挥下，一直表达着要让其担任大总统的意图。而南方去并没有一个完整和统一的组织和思路。伍廷芳在谈判中，也只能向当时的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以及各省的代表反馈信息。在这种背景下，除了当时以黄兴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表达了，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想法外，其他各省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这也让伍廷芳掌握了较大的自主权，也正因为如此，他坚持要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的制度。

但作为袁世凯代表的唐绍仪却坚持实施所谓的君主立宪，经过长期谈判，最后双方决定成立临时国会，进行公决。对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双方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但在召开地点上又陷入了僵持。对此，唐绍仪先后提出了北京、汉口等多个地方，但伍廷芳始终坚持在上海举行，无奈之中，唐绍仪最终只能同意。有人说，日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充分地说明了伍廷芳的坚持是正确的。

当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了当时的临时大总统。伍廷芳出任了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并仍兼任着南方议和的全权代表。

面对袁世凯的影响，孙中山让伍廷芳表达了如果其能让清廷退位，则将大总统相让的承诺。而袁世凯在得到承诺后，与当时的清政府达成了取消清政府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同时要求一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由他在天津设立统一的临时政府。而在随后与袁世凯的谈判中，伍廷芳在部分内容上与孙中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但当孙中山将南北交涉的内容对外公开后，赞成民主共和的伍廷芳，不再对孙中山提出的办法表示异议。但此时的他对袁世凯推崇君主制的本质还是缺乏认识，于是在袁世凯接受了南方的条件和办法后，伍廷芳认为他完成了南方全权代表的使命。

三 厉行法治履行司法总长职责

在南北谈判成功结束后，伍廷芳担任了南京那个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职务，尽管他在此位置上时间极短，但对推进中国的司法审判和法治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对案件审判中，他主张的无罪推定和按法律程序审理案件等法律原则，在那个年代与当时传统的法律思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当然，他提出的一些方法在付诸实施的时候，也遇到了前的未有的阻力。包括审判机关的组成，律师的选择范围都与中国传统法律有着很大的冲突。同时他坚持的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也对当时的司法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伍廷芳虽已年近古稀，但他依然积极地去顺应当时的时代潮流，为法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他那种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