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苏轼（1037-1101）八岁，在眉山老家乡校念书。士人从京师带回石介的《庆历圣德诗》。该诗借宋仁宗（1011-1063）之口，赞颂了推行庆历新政的贤臣。小苏轼十分钦慕，向乡校先生进一步打听每个人的事迹。乡先生说范仲淹（989-1052）、富弼（1004-1083）、欧阳修（1007-1072）、韩琦（1008-1075）四人是当代杰出人物。小苏轼记住了这些大名，暗自决心向贤哲们看齐。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到京师考进士。当时，范仲淹已经过世，苏轼读了富弼的《范文正公墓志铭》和欧阳修的《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伤心到落泪，对人说：“我知道范公大名15年，竟无缘拜见，这难道不是天命么？”举进士后，苏轼和父、兄都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提携，欧阳修还引荐他结识了韩琦和富弼。三位前辈都以国士之礼待后生，对他说：“实在太遗憾了，你没能见上范仲淹。”此后10 多年间，苏轼相继结识了范仲淹的三个儿子尧夫、彝叟、德舆，都一见如旧，见诸子如见其父。受范家所托，苏轼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打小追慕范公47年，总算可以挂名于范公文字之中，自托于范公门生之列，也算弥补了平生的遗憾。苏轼追忆了范公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以伊尹、姜子牙、管仲、乐毅、韩信、诸葛亮等贤臣作比，赞扬范公天圣三年（1025）所上《奏上时务书》，文以载道，终生践行，建立了丰功伟绩。范公文章，出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天性，天下传习，倍受尊重。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过世，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不能前去奔丧扶灵，只得寄去一份祭文。文章开头，对欧阳修一生的家国担当作了极高评价：“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情感真切，文气丰沛，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汨涌无滞，汪洋万倾，欧阳修一代儒宗的大先生形象熠熠生辉。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欧阳修过世20周年，苏轼在颍州通判任上，再次写祭欧阳修文。苏轼自乡校蒙童嬉戏时，就自认欧阳修做老师，日诵其文，夜梦其容。苏轼到京师后，写信请求拜会欧阳修。欧阳修读信后，对梅圣俞说：“老夫要让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出人头地。”苏轼追慕欧阳修15年，终于得以拜会。欧阳修鼓掌欢笑，郑重地对人推荐道：“这位年轻人是我们这一辈的接班人，非其他人可比。我们已经老了，文脉要靠后生来传承。”苏轼连连作揖，谦称褒扬太过。当时，一些中原士子并不看好来自南方的苏轼。欧阳修说：“你深得我心。我主张文章与道德并存，那些用文章欺世盗名的人，不配做我的学生。”苏轼行礼回答说：“先生的教诲，学生致死不渝。”欧阳修过世多年后，苏轼、苏辙兄弟回忆当年初次见面的场景，如同太阳一样清晰明亮。欧阳修当年对苏轼等人的褒举，并非妄言。欧阳修死后，王安石、曾巩、范镇、苏轼、苏辙纷纷撰祭文，不吝称美。欧阳修器质深厚、智识高远、学术精微，文章逸发，仁民爱物，其刚果之气、刚正之节，至晚不衰，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为国士的典范。其文章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扬斯文之正气，羽翼大道，扶持人心，为一代之雄文。

韩琦早有盛名，识量英伟，天资朴忠，折节下士，乐于奖拔人才，将来自峨眉山下的苏轼、苏辙兄弟收入门下，当成凤凰和麒麟培养。苏轼奉韩琦为人格导师与政治导师。宋英宗在藩邸就久仰苏轼的大名，治平二年（1065），打算召苏轼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才华很高，志向远大，以后定能担当天下大任。要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士人都仰慕服从他，都想朝廷进一步任用他，然后再提拔任用，那么其他人就没有什么意见了。现在破格起用他，天下士人未必服气，倒是连累他了。”最后，朝廷举行选拔考试，将苏轼调入直史馆，以待进一步提拔。苏轼知晓此事后说：“韩公爱护人才是讲原则的、是讲官德的。”韩琦相三帝而安天下，退隐之后，在私宅上建醉白堂，命其子请苏轼写文章记之。可惜，韩琦未及看到苏轼的《醉白堂记》便过世了。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滋兰树蕙，朝中多为天下名士，有的光明俊伟、深厚雄杰，有的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存浩然之气，有苍生之节。欧阳修《朋党论》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以申师说，君子之党如嘉禾，易尽而可戒；小人之党如杂草，难除而可怕。发人深省。苏轼的朋友圈中有诸多大先生，士风、家风、学风、文风都崇尚君子之风，死生穷达，不易其操，天人和同，上下欢心，培育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基业。

(杨赛，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宜宾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