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新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国际学院院长）

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期

据报道，最近中国空军战机飞行员用英文向外军军机喊话：“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予以拦截。”[1]一直以来，喊话都是我军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通过喊话等方式开展针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作为一种宣传媒介的喊话尚未受到学界足够关注，本文对此做简要梳理。

日语喊话的必要性

瓦解敌军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喊话正是瓦解敌军的重要媒介手段。1938年1月，周恩来发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强调：“经常地对敌军宣传煽动，抓住敌军中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使敌军瓦解和涣散，因而减弱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火线上，即在战斗中，也要进行对敌军的喊话或散发传单，使敌军动摇。”[2]

然而，在全面抗战的早期，八路军官兵对日本和日本军队了解不多，更无法用日语向日军喊话。经过战斗包围日军后，八路军战士用汉语喊话无法让残余日军投降，对日宣传效果非常有限。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结束之后，朱德在接受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采访时指出：“我们的兵士不会说日语，因此当日军不肯降顺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宣传感动他们。我们对这一点很感不快。”[3]据担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的卢耀武、刘国霖回忆，抗战初期，日军士兵至死不肯缴枪投降。1937年暮秋，八路军129师769团在晋东北某地遇到一名被打散多日、蓬头垢面、饥寒交迫的日军士兵趴在池边喝水。八路军对他反复用中文喊“缴枪不杀”。他听不懂，还持枪向我方士兵射击，一连射到几名八路军战士。“结果，我们的战士不得已只好将他击毙。类似这种日本兵不肯缴械投降的事，曾一度激起我军干部战士的愤怒和仇恨。”[4]

朱德在1938年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中也强调，喊话要“用他们所懂得的言论”：“对于与我作战的日军及伪蒙伪满军队、保安队等等，估计到他们的士兵和一部分长官是不愿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牺牲品的，他们或则思念家乡，或则不忘祖国。抗日游击队应当用种种方法，如散发传单到敌军之中、喊话（用他们所懂得的言论）、联络伪军里亲戚朋友等等，揭破敌人欺骗的政治宣传。”[5]

八路军的日语教育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通过喊话开展对敌宣传、瓦解敌军。到了全面抗战期间，之前面向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日本军队，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面对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日军，只有通过日语进行宣传瓦解才会有效。1939年2月15日出版的第2期《八路军军政杂志》刊文强调了八路军战士学会日语喊话的必要性。该文指出，“火线上的喊话：这是对敌宣传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也是我们宣传敌军的最好机会。因为敌我语言不同，我们也不可能做到战士中都能用日语向敌军宣传，因此应编拟由七句到十句最重要的，而且又要能包括一切的（如上面所提出对敌军宣传的中心内容，及当敌动摇时叫他们不要怕，欢迎他们过来）口号，使人人学会，个个熟习，在作战时对敌呼喊。”[6]

日语喊话的必要性得到较为统一的认识后，八路军针对全体官兵开展了普遍的日语教育培训。实施日语教育的第一期“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创立于1938年11月，并于12月开讲。学员主要为八路军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教员主要为在延安的留日归国人员和少数日本人。通过开展日语教育工作，普通的八路军可以呼喊三句左右的宣传口号，连队工作员不仅会七八句日语宣传口号，还能唱三首日本歌曲。这些工作对八路军开展敌军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日语大范围开展对日宣传瓦解工作终于成为可能。

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毕业学员为前线部队带来了较为专业的日语知识。八路军、新四军从师、旅到军区都办了短期日语训练班，每期1至3个月，训练出了大批初级的对日宣传干部。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布命令，号召前方部队普遍学习日语，开展日语喊话训练，部队中形成了学习日语的热潮，一般战士普遍都能喊三四句日语口号，连队敌工组能喊七八句，并会唱一些日文歌曲。许多主力部队的成绩还更好些。[7]

根据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卢耀武和刘国霖的回忆，由于用汉语向日军喊话效果不彰，129师开始向八路军士兵开展日语喊话的训练。口号有“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打倒日本军阀”等。具体的日语教育工作如下。首先，从每个战斗连队抽出3至5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聪明的、口齿伶俐的年轻战士，到团政治处集训一周左右。集训的内容是，明确争取瓦解敌军工作的意义、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方法，学习日语喊话。学习结束后，回连队组成敌工小组，在连干部的领导下，教全连学会用日语对敌人喊话，并具体组织平时和战场上瓦解敌军的工作。其次，敌工干部亲自到连队检查喊话情况，并直接进行补课，这种喊话训练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遇到当年的连队干部（今天多是从高级领导岗位上离休的老干部），他们还能熟练地喊出当时的那些日语喊话。”[8]

1941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介绍了晋察冀军区的日语教育情况：“到过军区部队的任何人，都能听到战斗员们发着伊伊呜呜的声音，在热烈的欢迎会上，他们唱着熟练的日文歌。虽然，被欢迎的人，不一定是敌军的俘虏，但他们却认真和庄重的唱着。这些人在三个月以前，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淳朴的农民，现在到部队里来了不久，很快的学会了几门东西。他们除了变成不做中国文盲，学会了‘别扭的’日本文字母，而且学了日文的喊话和唱歌。”[9]

日语喊话的实施

日语喊话机动灵活，是对日宣传瓦解最常用的方式之一。日语喊话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战斗最后将日军包围时，通过喊话让日军放弃抵抗；另一种情况则更为常见，就是我方人员在夜间接近日军营地或碉堡，通过喊话搅乱敌军军心。喊话的实施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习并掌握几句日语的八路军战士，另一类是经教育转化的日本俘虏。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教育并转化了一批日本俘虏，他们组成觉醒联盟、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随八路军在前线通过喊话等方式开展对日宣传，甚至有人献出了生命。

日语喊话更容易发挥作用。“在广阳战斗中，由于干部喊日语口号，竟能把数名日兵喊过来，这一事实，掀起了学习日语口号的热潮。”[10]通过敌军工作训练队开展针对八路军官兵的日语教育后，八路军的普通士兵也可以通过日语喊几句口号。陈超凡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抗战时期在新四军从事敌军工作，据他回忆，1941年12月在苏中的一次战斗后，村民反映村子的牛屋藏着两个受伤的日本兵。新四军战士前去用学来的日本话喊话时说的是：“铁保施退洛（缴枪）！”[11]这是日文“鉄砲捨てろ”的发音，他们顺利俘获了这名日本俘虏。

我军士兵在喊话过程中也出现了若干问题。“但起初在火线上喊话时，没有很好的组织，你一句我一句，喊得乱七八糟，简直听不清楚。有的战士只学会了一两句话，并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往往在不适当的情形下喊出，反而引起敌人的轻视与讥笑。”[12]“但在许多战斗中，我们喊话时，敌人向我们搭话，可惜我们不懂得，因而失去了许多可能争取的敌兵。”[13]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日本俘虏开展的喊话得到广泛实施。1944年7月29日，《解放日报》在第4版发表长篇通讯《喊话：“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这样斗争着（五）》，详细介绍了反战同盟对日军喊话的相关工作。例如，1942年11月，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对山西省潞安县老顶山分遣队进行了喊话。反战同盟的大西同志曾在这支日军部队服务，非常了解其内部情况，喊话也较有针对性。此外，晋察冀支部在某日晚上9点左右，到距日军碉堡30米的地方进行喊话。1942年9月，冀南支部对驻河南省南宫县一带的日军独混10旅团进行了喊话工作。有时，盟员会被日军称作“国贼”，相互争吵。碉堡内的日本士兵有时会射击喊话人士，“向我们开枪，可是士兵们是朝天打枪的。假使不这样籍口‘把敌人的进攻击退了’的话，明天早晨要受到中队本部的责罚。”[14]

有些日本俘虏在喊话中不幸牺牲。1944年5月的一天，反战同盟盟员砂原利男等对白晋线经过的襄垣县河口的日本碉堡进行喊话工作。据刘国霖回忆，喊话工作刚开始，砂原利男的大腿被日军子弹击中。部队劝他下来，但他在血流不止的情况下，还坚持和另一盟员住野甚七大声喊话。不幸二人均被击中，虽经部队救回，但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15] 1944年3月25日的《解放日报》以“日人反战同盟的光荣，车桥战斗中松野觉同志英勇牺牲”为题，对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松野觉的牺牲进行了全面的报道。据报道，“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同志，在战斗中，进到碉堡旁边，进行喊话争取工作。惟敌毫不醒悟。此时，松野觉同志即向身旁一战士手中取得步枪，隐身窗下射击，接连毙敌二人。正继续准备射击时，忽脑部中弹，当即英勇牺牲”[16]。

喊话与其他媒介手段的综合运用。对敌宣传是一项综合工作，日语喊话也往往与其他宣传手段交叉使用。如在对日宣传时经常利用日本歌谣，很多时候与上文所述的“喊话宣传”交叉使用，难分彼此。晋察冀支部在某日晚上9点左右，到距日军碉堡30米的地方进行喊话。盟员中西进行喊话之前，选择日本家喻户晓的悲凉歌曲《荒城之月》，并用口琴吹奏。[17]据日本俘虏水野靖夫回忆，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会亲自参与制作宣传材料，准备几百根长1米的小旗，同时会准备几百张传单。在小旗上写上喊话用的标语，或者是能唤起士兵对日本故乡思念的流行歌曲或填词歌。[18]

喊话的对象不只是日军，还包括伪军和敌占区民众。如129师从1941年到1945年夏共发动了11次政治攻势。政治攻势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配合的全面战，是一种敌我综合力量的较量。政治攻势的宣传方式多种多样，武工队的喊话就是其中一种方式。武工队经过调查，选择政治条件较好的村庄，夜间武装进村，在高地上或高屋顶上用喇叭大声向群众喊话宣传。1943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仅一个军分区的武工队就向该区境内的200多个敌据点同时喊话。除此之外，还有在各种群众集会中灵活采用歌曲、话剧等方式；向敌占区城市、火车站散发和张贴大量传单、画报、书刊、《新华日报》等。[19]

日语喊话的效果

随着日本俘虏的增加，八路军对其进行教育和训练，并通过他们开展对日宣传工作，日语喊话效果得到显著提升。1939年8月27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称：“职部委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推广部队，对争取敌军教育并开办日语训练班，制发各种宣传品、标语口号、歌谣，特别是利用经过教育训练之俘虏兵参加部队作战，向敌军喊话。自此工作兴办以来颇著成绩。”

在我方的相关资料中，也有不少关于喊话宣传效果的记录。据《敌我在宣传战线上》记载，我军通过日语开展的喊话宣传取得效果。“西公岭战斗结束后，通讯兵报告，在战场上有敌伤病在叫，这时正值深夜，得旅长的许可，敌工干事跟着日兵的叫声，口里喊着日语去寻找，结果背回了两个敌军伤兵。”从敌人对我喊话的恐惧中，也可以证明喊话的效果。天津敌军司令部发言人，曾在广播上宣称：“八路军在战场上用政治口号动摇皇军，今后皇军当以毒瓦斯报复之！”这可证明敌人对我军宣传之恐惧。[20]据《解放日报》记载，1943年12月末，以反战同盟太岳支部的盟员加藤佐击为中心，对日军根据地进行了喊话，向日军介绍了八路军、反战同盟和国际局势，收效颇丰。[21]日语喊话在搅乱日军军心、降低日军士气、加速日军溃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  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积极通过日语喊话开展对日宣传瓦解工作，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第一，在八路军中普遍开展日语教育，确保喊话能够通过日语进行。在八路军士兵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普遍开展日语教育，是我军将外语用于军事斗争的伟大实践。第二，积极使用日本俘虏开展对日喊话。八路军战士即便学几句日语口号，能够表达的内容也十分有限，甚至因发音讹误引起反效果。通过日本人开展的日语喊话，则打破了语言和民族的隔阂，“八路军中有日本人”这一事实本身就对日军士气造成巨大冲击。第三，喊话一直是我军开展宣传的重要手段。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就注重通过喊话和口号等方式开展对敌宣传；抗战时期积极通过日语开展对日宣传瓦解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通过喊话方式瓦解国民党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依然注重通过英语、韩语开展对敌喊话。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开展的对敌喊话的历史经验在当前依然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赵新利.作为一种宣传媒介的喊话——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为中心[J].青年记者,2022(01):1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