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8年初，北魏孝明帝元诩（xǔ）因为权力斗争被生母胡太后毒杀。山西境内的大军阀尔朱荣打着为孝明帝报仇、匡扶帝室的旗号带兵南下首都洛阳。胡太后的军队很快溃散，尔朱荣进入洛阳后，随即将胡太后和她所立的幼儿傀儡一起沉入黄河。然而尔朱荣的下一步行动震惊了所有人，他以孝庄帝元子攸的名义告知朝臣，新君继位需要祭天，非必要不能请假——等到百官聚集后，尔朱荣便斥责群臣，说当今天下的乱局都是他们只拿钱不好好干活造成的。尔朱荣斥责完后，预先埋伏的大批骑兵便冲杀出来，将在场所有文武百官全部屠杀，现场血流成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阴之变”。
盛世下激烈的文武矛盾
与受损的北方边境
“河阴之变”堪称对北魏朝廷中枢大臣的无差别屠杀，不但血腥残暴，更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诞性。可以想象，如果董卓在控制洛阳后废黜汉少帝、立汉献帝，并屠戮了袁绍、曹操、王允等所有中高级朝臣，那将是怎样震撼人心的一幕？然而，在这场看似“疯狂”的屠杀之后，尔朱荣却反而迎来了事业的真正起步。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推行极为激进的汉化政策，从民族融合、文化进步的角度看，可谓功在千秋的伟业。但早在“河阴之变”前十年左右，以高欢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就在盛世中看到了北魏政权的隐忧。
北魏政权前中期的核心疆域在今日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的代北地区，统治中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因此其边防资源主要集中在北方边境，主要敌人是漠北的柔然人。为了防御柔然的南下，北魏在阴山沿线的漠南地区修建了长达两千里的长城，并在沿线重要节点设立了诸多军镇。相比之下，原本富庶的河南更像是南北朝之间的缓冲区域，对北魏朝廷而言则属于遥远的南方边疆。在对抗刘宋的北伐军时，北魏甚至可以在河南地区主动后退数百里，逼迫南朝的北伐军在北魏骑兵更容易发挥优势的平原区域作战。
但孝文帝南迁后，北魏的统治中心从代北变成了河南，其地缘格局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今后与南朝的对抗中，北魏必须在淮河一线拓地，为自己的新首都获得一定的缓冲区域。而对当时定都建康城（今南京）的萧齐王朝和随后的萧梁王朝而言，自古“守江必守淮”，淮河流域丢失也意味着北方边境将无险可守。于是自孝文帝南迁后，双方便在淮河流域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北魏的军事和经济资源都开始优先供给河南地区的军队。而且随着朝廷的南迁，中原的物资也不再大量向代北输送，当地的经济自然随之衰落。
也就是说，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六镇为代表的北方边军，以及以平城周边代北地区为代表的北魏北方地区普通民众，无论从服役待遇、生活质量还是个人发展上，较以前都一落千丈。跟随孝文帝一起南迁的鲜卑贵族们仍然有着崇高地位，除此之外，孝文帝还有意提拔关东地区的名门世家；同时又提拔了一批没有家世背景的寒门鲜卑官员。通过这些方式，孝文帝培植出一批忠于自己的新贵族，巩固了政权。
洛阳城内的新老贵族成为主导朝廷秩序的骨干力量，在北魏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北方边境上无论边军还是普通人民都成了迁都后的利益受损者。留在军镇和跟随孝文帝一起南迁的同族人，命运很快有了巨大的分别。除此之外，孝文帝和他的继承者们还提高文官地位、抑制武人，开始向南朝的士族政治看齐，甚至连一起南下洛阳的禁军也开始受到影响。北魏政权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剩下点燃这一切的火星了。
公元519年春，孝文帝、宣武帝两朝重臣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要求改革选官制度，军功将不再作为高官选拔过程中的主要参考指标。孝文帝南迁以来，洛阳朝廷的主要权力都被皇族与关东士族所控制，张仲瑀为代表的士族已享受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红利。若这一改革措施得到落实，鲜卑军功贵族的政治权力将被进一步削弱。禁军中的鲜卑贵族子弟于是开始暴乱。
禁卫军的暴动让当时执政的胡太后大为惊骇。她仅处斩了带头暴乱的几位御林军士兵，对张仲瑀的提案则不了了之，仍然“令武官得依资入选”。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首都洛阳禁卫军中的鲜卑贵族子弟，都对这些占了孝文帝迁都与改革红利的汉化的高级鲜卑文官和关东士族极度仇恨，并因此对他们盘踞的朝廷离心离德。以六镇为代表的北境军人和民众利益受损更大，他们对朝廷高官们的仇恨与怨毒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还是边镇小吏的高欢来到洛阳城，目睹这一幕的他极为震惊，也从朝廷应对的无力中深深意识到乱世已经不远。回去之后的高欢散尽家财，与后来成为他嫡系的侯景、孙腾、司马子如等人交纳，开始等待大动乱的到来。
“河阴之变”反而成了
尔朱荣事业的真正起点
公元523年，怀荒镇镇民怀疑镇将于景克扣军粮，于是发起兵变将他杀死，揭开了六镇之乱的序幕。第二年春天，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杀戍主起兵，公开称王建元，正式与北魏朝廷分庭抗礼。北魏整个北方边境的军民要么像胡琛那样起兵响应破六韩拔陵，要么像贺拔允、贺拔岳、贺拔胜三兄弟一般，打着勤王反对起义的旗号自行组建武装，纷纷脱离了北魏政权的控制。六镇完全失控后，起义很快蔓延到了关中地区。就在这段时间，名义上仍然忠于北魏的秀荣川豪强尔朱荣相继获得了并州刺史元天穆、怀朔镇豪强高欢等人的支持，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力量。此时的北魏朝廷仍然忙着宫斗，胡太后与亲生子孝明帝元诩之间的矛盾日益剧烈，元诩决定召唤尔朱荣入京，胁迫太后交权。胡太后不惜先发制人将元诩毒死，随后便有了开头那一幕“河阴之变”。
尔朱荣对北魏朝廷的摧毁性屠杀，使得皇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受到了巨大的削弱。但无论是前几年饱受汉化之苦的高级鲜卑文官和关东士族打压的洛阳禁军，还是利益受损更大的六镇边军，抑或北方边境上的普通民众，不但不会同情这些屠杀受害者，说不定还会在心里暗暗叫好：洛阳这些被征服的中原士族以及被他们同化的高级鲜卑贵族不但侵占了自己的利益，还阻塞了自己的上升通道。现在尔朱荣一次性把他们清理干净了！可以说，除了利益受损的中原士族外，其他在乱世中逐鹿的各方势力都对这次屠杀乐见其成。而对于掌握北方最强武力的鲜卑勋贵们而言，尔朱荣杀掉这些自己愤恨已久的对象，甚至还是一种加分行为。
因此，“河阴之变”后，尔朱荣的事业反而开始风生水起。他首先平定了势力最强的反叛武装——拥有大批精锐边军力量的葛荣。尔朱荣派出许多同样是六镇军人出身的部下拉拢了葛荣军中不少人马，光高欢一人就劝降了万余怀朔镇背景的葛荣军队。孝庄帝元子攸则派出使臣带着谕旨安抚，争取河北士族，高乾、高敖曹等人相继回到了朝廷阵营。尔朱荣对葛荣部众的政治攻势大获成功，一定程度上是“河阴之变”的正面效果。
不过“河阴之变”中的滥杀对尔朱荣的事业同样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利益受损最严重的高级鲜卑文官和关东士族，对尔朱荣及其政治盟友元子攸普遍不认可。在这些不满的势力中，北海王元颢因其显赫的名声和与皇室的亲近血统，得到了南梁的支持。梁武帝决定支持元颢争夺帝位，并派遣亲信将领陈庆之带领七千精兵护送元颢返回洛阳。元颢与陈庆之的联合行动以政治策略为主、军事行动为辅，成功赢得了河南地区多数地方势力的支持或中立观望，进而攻占了洛阳，并吸纳了近十万武装力量。但尔朱荣迅速组织反攻，击败了内部矛盾开始显现的元颢与陈庆之联军，重新夺回了对洛阳的控制权。在“河阴之变”发生的两年后，尔朱荣再次进入洛阳，此时他已从一个强势的地方军阀转变为北魏各地的实际掌权者。
元子攸刚烈一搏
继承人问题导致尔朱氏衰败
两年时间内，尔朱荣及其家族成员对河南山东关中各地反抗武装的镇压，本质上更像是用武力重新征服了中国北方地区。此时的北魏政权看似得到复兴，本质上却更像是尔朱荣建立的新王朝。孝庄帝元子攸还堪称尔朱荣的合作伙伴，但在这两年东征西战平定天下后，尔朱荣的实力已经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元子攸面前：现在自己手里的筹码比起尔朱荣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无法继续与他博弈下去。再拖下去，自己只能乖乖禅让了。
元子攸深知，北魏国土上尽是尔朱荣亲戚们的军队，自己就算尽力一搏也很难扭转乾坤。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他便开始尽心谋划。公元530年9月，元子攸提前埋伏好士兵，随后派人告诉尔朱荣，他的女儿尔朱皇后（尔朱荣之女，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皇后）生下了太子。尔朱荣从来不认为元子攸敢杀他，因此毫不在意地进宫祝贺。等他见到元子攸，伏兵很快出现，尔朱荣反应很快，思路也异常清晰，马上试图劫持元子攸。然而他早有准备，拿出预备好的刀直接捅进尔朱荣腹腔之中，当场殒命。但诸尔朱氏的兵力太强了，元子攸很快被俘，最终尔朱皇后所生皇子一同遇害。
孝庄帝元子攸刚烈又有勇有谋，他的最后一搏并非毫无意义。他和尔朱荣同归于尽后，尔朱家族瞬间面临一个大问题：谁能成为尔朱荣事业的继承人？尔朱荣死的时候才37岁，他的嫡子尔朱菩提仅有13岁且已经被杀。尔朱荣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北魏皇室远支元天穆也与尔朱荣一起被杀。这就意味着尔朱荣集团在尔朱荣死后没有能继承掌舵人位置的共主。
此时，尔朱氏兵力中最强的是尔朱荣的堂侄尔朱兆，但尔朱兆在尔朱荣时代只是偏裨之将，而且辈分上属尔朱荣的子侄辈，显然没有足够的资历独自继承尔朱荣的政治遗产。尔朱荣的几个堂弟、族弟仗着自己资历更老，更是对尔朱兆及其拥立的傀儡丝毫不以为意，并联合立了另一个傀儡皇帝，双方多次爆发争吵，已经到了内战边缘。
就在尔朱氏走向全面内战之前，高欢公开打出了反对尔朱氏暴政的旗号，在河北举兵。在随后的韩陵战役中，洞察尔朱氏内部矛盾的高欢成功挑起了尔朱氏内部的互相猜疑，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尔朱氏很快走向衰亡。
尔朱氏的衰败本质上源于继承人问题引发的内部分裂与冲突。元子攸不仅除掉了尔朱荣，还一并杀害了理论上的继任者——尔朱荣的嫡子尔朱菩提以及集团中的二号人物、被尔朱荣视如兄弟的元天穆。元子攸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性情刚烈；另一方面也与尔朱荣在“河阴之变”中对包括元子攸亲兄弟在内的所有人赶尽杀绝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尔朱荣发起的“河阴之变”有助于瓦解河北的义军，特别是六镇的叛乱势力，为其带来了短期的政治优势，但同时也为他自己及其家族的最终灭亡埋下了隐患，造成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