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崇寒
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香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进口货物的大宗，以至于在东西方交汇之处，香料产地婆罗洲、爪哇、新几内亚及苏门答腊被称为“香料群岛”。香料见证了海上贸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也见证了和平合作创造地区大发展大繁荣。
海外“香料”宫廷御用
考古资料证明古时南越国已有从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的习俗，很显然，那些熏炉和香料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东南亚和南亚的香料通过南方沿海地区转输中原地区。
唐朝时，苏门答腊、爪哇等岛本就以产香料著称，苏门答腊东南部成为香料贸易周转集散枢纽，海舶来往频繁，大量香料聚集于此，因而因起了一个海上强国——室利佛逝。为保护商道安全，促进香料贸易，室利佛逝王在各大港口加派士兵保护。另一边，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也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史料记载：“（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
唐代的外来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龙脑香）、苏合香、安息香、乳香、没药、丁香、郁金香、阿末香、降真香等品种。阿拉伯人刚接手香料贸易时，最为关注苏门答腊的龙脑香——唐朝官方购买的特种香料，对其价格作了详细记载：“每一曼那（约2两）的樟脑（龙脑香）卖五十个法库，一法库合一千个铜钱。这种樟脑，如果不是政府去购买，而是自由买卖，便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
对于龙脑香，在《酉阳杂俎》有记载，龙脑香树，出自婆利国、波斯国，之所以称婆罗洲樟脑为龙脑香，是因为“那些从海外带来的、奇异而珍贵的物质，很容易使人们在想象中将它们与主宰大海的龙联系起来”。龙脑香不仅可以治病，还可用于饮食。香味怡人的龙脑香中，最著名的一种属交趾贡献的“瑞龙脑”被制作成蝉和蚕的形状，以护身符的形式佩戴在衣物上。唐玄宗曾赐予杨贵妃10枚“瑞龙脑”，昂贵的进口香料几乎是皇室的专用品。
五花八门的香料
随着新香料和佛教、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宗教和香料一拍即合，焚香和香料习俗随之而来。当时，大量檀香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佛教鼎盛的唐代社会，这些香料被唐人用于雕刻佛像，建造寺院之楼阁、佛塔，制作装佛像的圣盒、僧徒所持之锡杖等佛教圣物，还是寺院僧人、百姓礼佛常烧之香。
沉香因其饱含树脂，质地坚硬沉重，放进水里即会沉底得名。在当时很多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是有名的沉香来源地，其实不然，唐朝人使用的沉香大部分都是从林邑（今越南中部）进口而来。沉香在焚香和熏香中盛行，因唐人与印度人一样，认为沉香的烟对于治疗糜烂和创伤具有疗效。“唐朝皇帝以沉香建造亭台楼阁，唐玄宗在皇宫内建沉香亭，想召李白前来饮酒作诗，可惜李白已醉，未能前往。
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西端的皇室贵胄们最喜好丝绸的话，那么在海丝的东端，唐朝贵族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香料。
唐人好斗香，中宗时有一种高雅的聚会，大臣们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只有韦温所挟香膏，经常夺魁。宁王李宪非常注重口气清新，好口中含香，每次与宾客议论时，口中必含沉香和麝香，“方启口发谈，香气喷于席上”。想必他们在参加各种社交场合前，必先以香汤沐浴，誓要给众人留下香气迷人的印象，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香水，只能靠外来香料做辅助。
至今人们仍在用的胡椒无疑是大家最熟知的外来香料。汉文史料中最早记载胡椒的是西晋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当时都以为胡椒产于印度、波斯或南海诸国。据考“胡椒属植物最初生长在缅甸和阿萨姆，先传入了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印度尼西亚，然后，又由印度传入波斯，再由波斯舶从波斯与檀香木和药材等一起转运到中世纪的亚洲各地”。
唐时，海外贸易初盛，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由海路输入中国的胡椒量不大，但因其受唐贵族重视，价值昂贵，给贸易商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胡椒的财富地位也很显赫，举一个例子，公元777年，唐朝巨贪元载被赐死后，官府在籍没他家资产时，不是搜出满屋钞票，而是搜出500两钟乳和800石胡椒。800石大约相当于64吨，得用3个集装箱来装，搁现在就是一卖作料的，那会这就是财富的象征。
外来香料进入寻常百姓家
贸易总是能增加社会总福利。随着海上贸易的深入发展，外来香料进入寻常百姓家。苏东坡所处的宋朝，恰是外来香料进入中国的巅峰时期，其进口品种之繁和数量之多前代无法比拟。文献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达一百多种，常见的如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苏合香等数十种。可入药、食用、化妆、熏衣、敬神、制烛、建筑。它们来自大食、天竺、交趾、三佛齐、阇婆等国，以从大食、交趾、三佛齐（唐末室利佛逝）进口香料最多。
发源于苏门答腊岛上巨港附近的三佛齐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要冲，为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中心，是中国与东南亚、阿拉伯往来贸易的必经之道。因其国势强大，大食的香料多在此集散，复运广州、泉州。宋以前，外来香料使用局限于王公贵族间，随着品种和数量增多，外来香料也进入寻常百姓家，饮食用香、佩物用香、祭祀用香、建筑用香成为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
南宋时期，蜀人曾以棍棒、沉香、檀香、鹰香和龙脑为原料制作出一种香味极佳的香药饼子，深受广大民众喜欢。临安市民的早晨一般是从一碗丁香馄饨开始的，临安街边上四处贩卖着香药灌肺、二色灌香藕、香药韶姜等食品果子和蔡香甘蔗、沉香藕花等甜点。富有人家也会仿照唐朝皇帝，将香料木材用于建筑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描写南宋杭州市民生活时曾说：“富室人家对其起居宅第的营建，常常一掷千金。毫无吝惜，珍贵的沉香木和檀木，远从热带地方带来。以为主支柱之用。”
南宋初年，政府财政收入不满千万，市舶利入达200万缗。对外贸易收入已成南宋政府不可或缺的财源，宋朝对海外贸易也愈加重视。对那些能招揽外商来华贸易，增加政府收入或负责搬运香料的官吏，宋政府多授予官爵或其他奖励，外商招徕多者，也会赐宴给予慰劳，押送香料到京城的官员，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由于香料等价值比粮草要高得多，而重量要轻得多，南宋政府甚至直接以香料作为类货币的交换物资，用于向民间购买支付使用。
胡椒：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
从13世纪开始，胡椒在香料输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大。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中写道：杭州每天消费的胡椒达“每担为二百三十磅的四十四担之多”。在元代中国最大的贸易港泉州，胡椒输入量令马可·波罗惊讶：“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给基督教诸国而装载着胡椒的船只进入亚历山大港口的话，那么将有相当于百倍的船来到泉州。”虽然这种描述似有夸大之嫌，但胡椒比重之增加是毋庸置疑的。
在唐代，胡椒主要用作珍贵药物，只在“胡盘肉食”中用作调料。宋代也是如此，胡椒依旧是珍品。明朝中后期“珍品”胡椒逐渐变成“常物”，被平常百姓广泛使用，这其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很大关系。
郑和下西洋导致胡椒大量涌入，为处理胡椒过剩，明朝政府以胡椒、苏木等香料折支俸禄，以俸禄的形式分配给文武官吏，一方面维持香料贸易的高额利润，转嫁了国家财政危机，另一方面胡椒流入了更广泛的人群中，价格大幅下降。洪武（1368-1398）末年每百斤值银20两的胡椒到宣德（1426-1435）年间仅值银5两。粗略估计，15-16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椒年达5万包（约250万斤），等于17世纪上半叶胡椒从东方输入欧洲的总数。正因为如此，郑和下西洋在中国激发了一场“舌尖上的革命”，民间广泛流传起来关于“胡椒”的各种食谱，今天我们能有如此多的中华美食与味觉上的丰盛要感谢郑和。
对胡椒的渴望促进了西方完成地理大发现。价格昂贵的胡椒是葡萄牙人向东方找寻新航路的原因之一，当达伽马携带胡椒返回里斯本时，里斯本胡椒价格当天跌落一半。同样当郑和携带大量香料回国时，国内胡椒价格跌落，胡椒变得更加家常，老百姓也可以用得起。胡椒等各种香料飘洋过海，通过海上丝路，包括原地产在内，所过之处都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兴旺，谱写一段沟通中外的香料传奇。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