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有《史记精读》《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等。
开栏的话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一字一句皆是文明的记载。有“金相玉质，百世无匹”之《离骚》，有儒家经典之《论语》，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等等。专栏“古典今读”， 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流，讲述典籍的成书、核心思想和相关故事，展现典籍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南宋学者郑樵，在所编大型政书《通志》的序言里，曾经比较《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和《汉书》的编撰者班固，结论是：
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
说班固是头猪，贬抑太过；但说司马迁是条龙，倒不无道理。
这条人中之龙，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他这一生留给世人的东西，传到今天，也只剩两样：一部书，一封信。那部书，就是举世闻名的《史记》——其实这两字作书名，是东汉以后才有的，司马迁生前好像连书名都没取，而“史记”二字，当时及之前不过是一般的历史记录之意。在他身后的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官方是以司马氏家族任职的官名称呼它的，叫《太史公书》。而那封信，就是因收入中学教科书而家喻户晓的《报任安书》，司马迁自述《史记》撰写宗旨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出自该信。
据司马迁在《史记》书末自述，全书写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由于当时还没有书写用纸，有学者估算，即使以誊清稿而论，这部大书消耗的竹简，就高达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五枚。如果加上抄辑史料，起草初稿，再改定全书，司马迁著书所用竹简量，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然而，今天我们说太史公厉害，倒不是因为他工作量超额，而是在这巨大的工作量背后，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支撑性的东西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太史公对史料的掌控和处理能力。
《史记》五体一百三十篇，是人所共知的外在结构，这在西汉时期，当然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了。但除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相续的平展结构，在《史记》的内部还存在一个纵向的叠加式结构，叠加了非常多的西汉及西汉以前的文献在其中。通俗地说，这部书其实有数百部书包含在里面。书中写到的汉代以前的历史，绝大部分内容源自更早时期的文献。有些是抄《诗经》《尚书》的，有些是抄《春秋》及《左传》的，等等。由于《史记》所记的历史，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时间长度超过三千年，从实际文献的留存情况推测，即使从商周时期算起，下及西汉，出自不同朝代不同人之手的文字，文风原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司马迁要把这些来源不同的文辞，组织拼合成一个文本，还要让读者看起来就像他一个人写的。虽有“洗稿”之嫌，但能发明这样一种特殊的“洗稿”方式，因这样的“洗稿”又为后人保留了这么多重要且系统的史料，那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本领！所以，司马迁如今尽管被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但就《史记》的文本组织而言，他同时也是一个一流的文献学家。
具有宿命意味的是，司马迁这条人中之龙，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与另一条龙纠缠到了一起。那另一条龙，就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代君主汉武帝刘彻。
《史记》的十二篇本纪里，最后一篇就是写汉武帝刘彻的《今上本纪》。传说汉武帝听闻司马迁在写他爹汉景帝和他本人的传记，下令取出两篇以供御览，结果看后大怒，直接把那两篇本纪的所有文字都从竹简上削除了。所以流传至今的《史记》里，汉景帝和汉武帝的两篇本纪，都已不是司马迁的原稿了。有意思的是，后来不知是哪位好事者，把《史记》八书里《封禅书》后半裁切下来，直接粘贴到了十二本纪原本《今上本纪》的位置，并改题为《孝武本纪》。这篇不是《今上本纪》的“今上本纪”，由于中国经典的传承，有保留所有经典化完成前已入文本的特点，就这样一直留在了定型版的今本《史记》中。《孝武本纪》（《封禅书》的节本）也真的是很好看，写汉武帝登基之后，一直做长生不老神仙梦，结果被一帮来自齐国旧地的方士骗得团团转。这样的情节，一般人怎么敢写，但太史公就这么照实写了。
不得不说，汉武帝也着实是个厉害的主儿。公元前99年，将军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堂上为其辩护，汉武帝当场翻脸，将他处以宫刑，这是人尽皆知的恐怖故事。但接下来的故事，却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汉武帝居然很快释放了司马迁，还让他做了地位比之前的太史令更高的中书令。中书令就是中央内廷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长。这是等于先把人打入18层地狱，完了又像没事儿似的轻松带对方坐高速电梯，直接上升到了天堂。
我们推想，司马迁应该是意识到这样的人生转折也是一种机遇。在汉武帝近旁担任机要秘书长，他能看到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代）最机密的文件和许许多多内幕，这对他完成父亲司马谈的嘱托——撰述一部通史，将有莫大的助益，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任命。今本《史记》里描写西汉君臣之间、高级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或联合或内斗的精彩故事，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的推想可以成立。
而太史公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走到最后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大概有点相爱相杀的感觉：一方面互相争斗，另一方面又互相欣赏。就争斗的一面说，司马迁和刘彻，可以说是“文攻武卫”。太史公以他的生花妙笔，在不经意中，揭开了汉武帝作为常人的世俗特征。沉浸在《史记》崇高撰述目标中的司马迁，应该是认为，你刘彻不过就是我一百三十篇文字里排次第十二篇的那个主人公而已，我没有理由不秉笔实录。而汉武帝，则以十分直接且粗暴的方式——毁稿，捍卫自己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就欣赏的一面看，在汉武帝一方，包含了那么明显的高层“秘闻”的《史记》，还能允许司马迁写完，并且绝大部分留下来，既说明汉武帝归根到底不是个了无气度的君王，也说明汉武帝肯定意识到司马迁是西汉一朝第一流的笔杆子——从中书令的职位可以想见，担任机要秘书首领的司马迁，一定曾经给汉武帝起草过很多重要报告，文笔相当不错。
但是，无论是在太史令的位置上，还是在中书令的位置上，司马迁的个人境界是汉武帝无法望其项背的。《史记》一书，正是这种境界的集中体现。司马迁与众不同、非常厉害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他写《史记》时，有一颗十分坚确的雄心。他要写的这部大书，不是简单的西汉王朝的历史，也不是后人所说的中国史，而是上起黄帝时代，下迄汉武帝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所以在《史记》后半部分的七十列传里，司马迁不仅写了与中原王朝有因缘关系的南越和朝鲜，还颇费心思地写了汉朝的头号劲敌匈奴，而且都是单独成篇的。
司马迁和汉武帝（于明达 / 绘）
二是站在汉朝的立场上，司马迁宏观上十分赞赏大一统；但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他又对卷入历史旋涡里的个体的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在《史记》中，他一方面尽力把那些能够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整理出来，加上《史记》特有的长时段叙事的特征，这条基本的线索是非常清楚的。他想要表达的潜台词，应该是汉朝的一统天下，既不是断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从古到今的一种自然延续。所以，我们今天谈中国人精神层面上的“共同体意识”，追溯上去，就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的。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史记》的各个不同类型的篇章中，一再对跨越道德底线的侵略、欺诈和背叛，以寓褒贬于叙事的独特形式加以严肃谴责，也展示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士大夫所抱持的精神风骨，以及他们对于善恶是非具有基本价值判断的珍贵品格。再看今日之历史研究，某些刻意强调客观，进而对大时代个体命运漠不关心，只关心功利结果，甚至把具体的人单纯视为数据，只关心其是否有写论文的价值的做法，与太史公相比，境界何啻天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