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历史，展望未来。

人类史最大关注莫过于文明起源、持续和归宿。马克思“唯物史观”把人类归宿沿社会演化的“DNA”关系锁定在“按需分配”上。

历史统一于逻辑。 施云江“多重证据法”研究显示，在文明源头唯物理性引导下，中国社会生产关系持续升级的历史逻辑神奇的与马克思所想象的共产主义制度相重合。

如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基本不变。那人类思想家、哲学家乃至政治家所面对的问题同样不变。所变的只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和路径。生产力生来就是催动生产关系升级的主角，人类正是在这一主角求取发展效率中演化的。

西方认为，中国文化早熟。而文化早熟是否指思想早熟呢？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成为中国文化成熟的代表。

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将一个与现实不同的生存观推荐给社会，却因社会无法容忍而献出了生命。而同时期中国知识界则处在探索社会政治方向的“百家争鸣”之中，显示中国古文化熟了。

如果，人类演化的引导只是生存找优化，发展找效率，那哲理其实是人类在野蛮走向文明路上因无知而脱离此道，由哲学家寻道将其折回的“理”。而思想家是以辨别人类引导是否脱离此道或者回归此道为己任的人。

这样 ，沿唯物理性演化让文明持续不断的中国，就没有“折”道而行的西式哲学家，只有让脱离此道找到回归之路的中式思想家。

自1.2万年前的盘古后，中国历史显现出“形意文字、易道理性、唯物信仰”三大文化构建了中国自觉向“合”的文明体系。

一、中国文字源于刻画符号

中国最早刻画符号是否就是文字？

那要先问成为文字的标准是什么？

一般地说，文字是成系统的字符。而这如果是指一个单一系统，那中国汉字从源头字符起就是一个“双向系统”。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一般地说，文字在“形意音”统一下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和形成语言的书面形式。但书面是物质条件达到一定高度才有的事。中国人类从自然土石面上刻画象形符号发端，在文字“形意音”一体化尚未成熟的文明源头就有了自带现实应用和历史传承“双重系统”的字符。

中国文明源头如何算起？

人类文明源于“地缘经济”的发端。对照DNA成果和中国历史考古+文献及新技术研究看，1.4万年前，云南一支智人北上进入成都平原，形成追羊族古羌人，后人用“羊+乚=羌”字作标记。2000年后末冰期退去，因族群大繁衍引发当地资源不足。出现了向西去的藏人。后人用“爿+厂+臣+戈=臧”字标注，意为带着兵器住在竹木屋里有财富的意思。而向北则有了盘古父系族群。这是西北古羌人第1次分流找生存优化的痕迹。

1.2万年前盘古开创合作围猎，后人《连山-易》用“ l ”标识族群成员权利义务的爻位关系，有了“象形字符”。并显示从盘古单爻 “ I ”，向伏羲女娲双爻“乂”，到女偃复爻“爻”，历时数千年的演化。沿此脉形成了人类独有的，应用时间最长、表述效率最高、历史容量最大，集表形、表意、表音于一身的近十万汉字。而中国单字传承，历来就有“一字之师”之说。

如果，文字要用“成系统”的标准来看，中国特有的由简至繁“聚沙成堆”的关系，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数千年产业社会组织交流在没有文字支撑下自觉演化是很难解释的。所以，甲骨文它既让人确信中国形意文字存在的时间及规模。却也让考古界在“史前史”前驻足并产生“疑古”。今天，甲骨文的历史藩篱虽已被夏王朝断代工程和良渚申遗时点所越过。但史前史依然混沌。

文化传承与文字创造紧密关联。显然，智人在迁徙式生存中是难以确定文明关系的。那么，当智人开创“地缘经济”方式后，“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就得以沉淀和传承。而人类文明在起点上就需要有文字来锁定文化方向和成果。并不是等待文字成熟后才有文明。不同时期的文字显示不同时期的文明。

图本符号具有文字功能，是可操作的语言系统。从一张图用来表达一个社会体系看，通用抽象后的图本，是可以为新图本作注的。中国文字正是从图本到文字又为新图本作注演化而来。今天的群经之首《易经》，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中国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产业升级的图本“注”。

甲骨文，是商王武丁时期的一种卜筮用字，也是一个全面协调多元社会系统的太卜用字。且表“形意音”已同在。但从商太卜自我称谓，用一个（对天）“卜”+（上下连山的）“M+口+M（反向）=贞”，即“盘古贞”字看，就是“含山玉版”中盘古围猎时喊山之口的一个图本传承。从甲骨文上缘图本演化看，按再创文字要求的“成系统”标准也是对不上的，因为甲骨文之前图本字符的文字功能已在。“盘古贞”字从象形图本发端，在长期演化中有了表“形意音”关系。并在一个部落或跨部落的生产、生活交流上，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到商朝时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

奇怪的是，商太卜用“盘古贞”，而之后的周太卜以《周易》之法接替《归藏》后用的“贞”字，是4100年前帝舜时期典龙用海贝为币后，女偃在奉贤沙冈用（对地）“卜+贝”造的“贞”字。那大禹“贸易+货币”用南方金融关系《归藏》，夏太卜用“女偃贞”是有471年的。而商太卜改用或坚持用“盘古贞”，是否代表了商汤革命后与前朝的文化切割呢？

《周礼》显示，太卜用“连山、归藏、周易”三法。《易》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总结，也是“道德规范与立法原则”的源头，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性。事实上承担国家全面政治关系协调的太卜是只用一法的。所谓“连山和归藏”并用，要么，是表达《周易》的上缘关系，要么，是说其他中卜、小卜在各地各行业中的差异化应用，就好比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存关系一样。

研究显示，后人对盘古在当地围猎资源穷尽后的再创新，为一支后裔南下过河（汉水）造了一个“汉”字来表述。这支汉人可能是“夸父”率众向南经贾湖、凌家滩开拓农耕后融入了大禹九州。之后，汉水之人所建王朝称汉朝，文字为汉字。

而盘古后裔没过汉水的，就地转农耕的一支后人则造了一个“秦”字来表达，之后，由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国家称为秦王朝并第一次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而盘古另一支由伏羲创新畜牧业后，向东与农耕的女娲部落实现了融合，并将融合关系经仰韶文化形成了华夏部落。这是古羌人第2次分流后，在氏族制形成后却一再自觉融合直至形成秦、汉、华、夏等族群大融合。

但从中国“家”字=“宀+豕”看，这是源于围猎后转畜牧业的意思，是由伏羲“夏”一支中导出的。这支人类在出现伏羲女娲首次大融合后，建立了族群融合的标杆，引发了炎黄融合、帝舜融九夷、大禹融百族的持续融合，并形成了生产关系持续升级的引导。《山海经》显示夏初的470多个部落到春秋时已演化成了40多个诸侯国。所以，中文每一个字既是一个现实系统，又是一个历史系统。且秦、汉、华、夏都源于盘古，也源于古羌人，今天称为中华儿女。

甲骨文上缘的字留下多种写法显示多元文化的融合。其中最多的一个“福”字写法就有127种（详见施云江《华夏文明与货币起源》）。可见中国形意文字在各部落中是各自创新又互为通用的。既然，中国古代仅用一个“图”就能组织部落生产。显示出单一刻划符号是可以适应历史基本应用的，其文字要求已满足了。同时，代表不同部落幸福的“福”字从创新发端到部落通用，再到跨部落互通，自然也成系统了。这样，中国文字从1.2万年前的“盘古贞”字起就成系统了。

研究显示，在中国文字形成中，表“形意音”似乎是一气呵成又朝两个方向发力的，一是横向的朝更大空间广度传；另一个是纵向的朝更长历史传。从这个关系看，中国源头字符能够对接今天文字的，就成了现代文字。而没有传承到现代被中断的文字似可叫曾有文字。

不同时期生产力关系适用的文字应该有不同的系统标准。但如果按后人创新字母文字看，单独字母确实无法形成一个社会的交流系统。但从现有语系元音数量从北欧17个，到哈萨克斯坦11个，至中国吴语区奉贤偒傣人20个发生最多的欧亚沿线显示（详见李辉《偒傣话》），这是人类在4100年前贸易合作演化中留下的大交流痕迹。

既然，商“大卜”用《归藏易》占卜辞刻在龟甲上的字符是甲骨文。那从3000年前太卜用三法看，不同时代的“卜法”是各成系统的。而卜筮起于“连山”。那“连山”用的是什么文字呢？“含山玉版”显示盘古用的是图本。

大禹贸易立国初，就有《尧典》《舜典》《大禹谟》《禹贡》《归藏-易》《五臧山经》等文献，很多文献转到了另外一种材质上却传失了。比如上海奉贤的《偒傣话》文字今天是从农家所用的裙带上发现的。而裙带是一种随身便利的保存关系。这种数量不多的文字保留形式也显示了奉贤人贸易传承的痕迹。而这种文字为什么会成为人类元音最多的语言呢？显然是贸易关联了多元的族群。偒傣人成为这种关联的纽带。

大禹统一九州，是以农耕的豫州为中心，九州贸易相配合的双重治理形成了联邦制关系。而对应出现的文献显示，4100年前，为配合《大禹谟》统一九州“贸易立国”关系的应用，显然是要用一种统一的文字才能推及九州贸易。那么，当时用的是什么文字呢？

甲骨文之前，当时还没有哪一种文字是统一的。所以，应该是哪个部落当家就用哪个部落的或者是那一个便利用那个。而商王朝建立后，甲骨文传承表述的文字并不是一种，至少有127种。但太卜自然是只用一种自己传统的文字。这样，甲骨文就由各种文字交叉应用了。而商朝所用文字至少应该是起于其王朝的源头。从商太卜自称“贞”字看是从盘古传下来的。而这个图本源头就是其族群社会生产活动系统的表达。

显然，一个朝代，如果文字没有贯通，是无法让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政体运转的。文字从现象上看是一个文体，其实关联的是政体。文体不通政体是很难运转的。

所以，从商的同朝用同字关系看，就不应限于武丁的甲骨文。因商族在夏初就已经是一个诸侯存在了。这就好比考古发现一个古人，但这个古人的祖先可能是在数百万年前就有了。并不能说人类源于这个古人被发现的时代，而是要说更早的基因突变时代一样。甲骨文的时间也只是一个后来考古发现的文字书写案例而已，甲骨文代表了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字关系， 并不代表中国文字的起源。

甲骨文所用卜辞，作为一国政治体系用字是涉及了整个王朝上百族群，一个武丁时期是造不出那么多字的。甲骨文是起源于夏的一支。而夏偏偏也是有一个大融合上缘的。造字的基础是民族大融合。

从商“大卜”自称的“盘古贞”字看，在殷墟考古出土的15万甲片中几乎每片都有一个或多个。奇怪的是，“盘古贞”字却没能传承到《周易》之后。这是为何？

女偃金融易《归藏》是“夏商”两朝长达1000年的卜法。而这个卜法的象辞显然在商之前就有了。而所用文字并非殷商太卜用的甲骨文。而是与《禹贡》、《归藏》、《五臧山经》在4100年前所匹配的语种。这是一种什么文字呢？

《大禹谟》用“贸易+货币”政商分离双重治理九州，《禹贡》要服的核心是上海沙冈的货贝。而与九州交流紧密关联的正是来自各地的三千兵丁和二万民工与当地偒傣人交流的“偒傣话”（详见上海地方志《金山卫春秋》）。于是，既是贸易用语，也是夏王朝官方用语的“偒傣文字”兴起。这就好比今天世界5000多种语言中贸易用便利的英语一样。从人类元音最多的《偒傣话》到河西走廊上至北欧地区的应用显示，一个曾经发达互动的人类最早多族群语区与贸易关联。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夏王朝”贸易所用的文字是“偒傣文字”。当今学者在研究的《偒傣话》“裙带书”，留下的文字不多却关联的社会现象极其复杂。如甲骨文中没有出现的“赎”字，还有与贸易相关的诗歌等现象。而在货币关系下女偃造部首为“贝”系文字几十个留在甲骨文中，可见贸易用字夏初已成系统。

贞字变异在甲骨文的应用中可以明显看到。由单一产业关系形成的“连山洛书河图”三《易》卜法已不再适应贸易关系，并且可以从女娲左旋方向的“三合一万字符”朝着没有方向限制的“巫”字转型中看到，商太卜用《归藏》卜筮时还坚持用“盘古贞”来表述。于是，在甲骨文表述用“贞”字时出现了很多变异表达。由“盘古贞”向“女偃贞”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巫师在卜筮时的不同用法。而用“盘古贞”的巫师是生怕丢失了利用盘古威望的机会。

“女偃贞”在《周易》《易传》中被普及。而“盘古贞”却退出了史料视野。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用的小篆中，“盘古贞”已弄丟。到了《说文解字》后人就只认得“女偃贞”了。可以看到，“女偃贞”替代“盘古贞”历经上千年。今天，所有字典里都没有了盘古居大山中央指挥族群围猎的“贞”字了。

中文字为什么会有秦始皇来统一，而大禹不行？因为大禹时期的九州绝大部分还是酋长部落，到秦始皇时，大禹已用“贸易+货币”让夏商周演化了1800年，成了民族广泛融合的诸侯国了。

小结，中国形意文字，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双向系统功能”的文字。

二、中国文明源于开启易道

易者，易行、易成之意。

易道即，人类发展高效之道。

中国自盘古开启合作围猎关系形成新型部落社会后就有了《易》的关系引导，并在持续升级的社会生产关系总结中形成了一种唯物的理性：“易道理性”。

徐整著《三五历记》称盘古围猎开创“地缘经济”模式为开天辟地。显示了中国文明的起源。据对凌家滩考古发现盘古围猎的“含山玉版”和女偃、孔子著《山海经》等文献研究显示，由盘古《连山》后形成的六部《易经》具有逻辑关系一致的传承。

从“追猎到围猎”，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代表了中国智人跨进了现代人的门槛。之后，在当地形成了农耕的秦人、向南的汉人和向东的华夏人。直至4100年前由大禹以中原豫州为中心，用“贸易+货币”关系将九州百族导入政商分治的联邦制国家“夏商周”的演化。之后，由秦汉形成了大一统国家后，社会是分分合合。那么，是什么力量把中国社会中“分”的野马一再拉回到“合”的轨道上来的呢？

研究显示，中国文明沿高效发展社会生产关系从发端到演化升级形成了唯物向“合”的理性。盘古合作围猎形成的《连山-易》，为中国最早“道德规范和立法原则”发端启了道，经六部《易经》贯通了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奔高效的演化。

人类演化《通史》，究竟要表述什么？或要记住什么？守望什么？

显然，《通史》是要让人记住曾经的过错和守住曾经的正确，并引导人类和平的持续。盘古合作围猎开端的艰难创新，之后显示文明的持续演化是依然艰难。因为，文明演化对人类要求坚守理性时间更长，增量空间变化更大。为此，所有古文明都被中断而中国没有，正是中国有“易道理性”唯物向“合”，让人类沿需求引导的生存优化、社会高效发展持续不断的演化。

历史显示，人类演化中是没有比找到“合力”更重要的。因为合力就是效率。但在部落演化中是找内部合力易，找外部合力难。而中国文化显示的特点竟然是在跨部落关系中很早就找到合力并守住了合作的方法。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可以从其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源头《连山-易》看到，从盘古合作围猎到华夏部落持续融合形成生产关系，最后由孔子作《易传》完成了由《易》形成的道，成为中国文化“群经之首”。分别表述为:

1.2万年前盘古围猎《连山易》；

8000年前伏羲畜牧《洛书易》；

8000年前女娲农耕《河图易》；

4100年前女偃金融《归藏易》；

3100年前文王人文的《周易》；

2500年前孔子综合的《易传》。这六部《易经》显示了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六次升级，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并坚守的唯物理性。中国社会这种生产关系的升级传播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逻辑竟然是高度吻合。

1987年凌家滩考古出土5800年前的”含山玉版”显示，盘古合作围猎生产力大增的实例图版，表达了人类生存力大增。在盘古合作围猎的样本引导下，伏羲女娲再创新并实现了融合。伏羲从围猎关系中导出了畜牧业。在洛水河边形成了新型的生产关系。留下了伏羲畜牧业《洛书易》。《山海经》显示其已有十多个分支部落。而女娲部落在黄河边利用黄泛区的肥力展开农耕作业，也形成了《山海经》所言“女娲之腸”操心的十多个分支。并留下了女娲农耕的《河图-易》。

以部落围猎、畜牧、农耕这三大中国早期单一产业经济数千年演化形成的“连山”单爻 “ I ”《易》，到伏羲女娲融合后画卦有了双爻“乂”《易》。而4100年前《尧典》显示，帝尧主政时的华夏联盟已有“四岳十二牧”的规模。而此时的华夏部落外部面临九夷崛起，内部面临地缘经济失衡的困境。于是，帝尧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地缘经济失衡的改革。他对内招贤纳士寻找改革方向，对外“以亲九族，协和万邦”，最后他禅让王权，将改革进行到底。被孔子称为“天下为公”。帝舜融九夷，纳言官典龙用贝为币后，社会有了金融关系。女偃据此用“乂+乂=爻”字表示复爻，并形成了《归藏易》。1000年后，文王在《归藏》版本的基础上调整卦爻排序和增减卦爻形成了人文治理关系的《周易》，而600年后的孔子则在《周易》版本上重新想象阐述了新型社会道德规范和立法原则并梳理出需学价值观建立了儒学。

单纯从“唯物”角度看，与“丛林法则”的社会价值引导似乎并无大异。但持续扩张的部落治理是向内求则必然走向求“神力”。而中国则对扩张的社会选择了内求潜能而外求合作的意识引导。“战争与文明”、“霸道与王道”的关系就有所不同了。大禹针对当时部落封闭的条件，采用“贸易+货币”政商分离的双重治理形式，形成了以治国计谋为总结的《大禹谟》显示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的心法引导。而老子则得出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结论。孔子则从中导出“叩其两端取其中”的方法论来求“客观无咎”。而今天人类全球化中国则按“实事求是”来做。显然，中国无神的社会意识并不是一天练成的。中国唯物意识所坚守的“天下为公”与“丛林法则”人权自由在“公与私”优先关系上显然是倾向于以合作引导的“公利、公理、公平”为先的。由此引导社会建立的制度，也让中国得到了奇迹般的高效发展。

对远古人类社会关系的追索，是很难像生物性演化痕迹那样容易的。王国维先生用“两重证据法”对考古虽有大幅进步，但“疑古”现象依然存在。今天我们用“多重证据法”加DNA、同位素测年等科学技术的配合，让史前依稀的人类轨迹显形并变得更可辨。

做股票知道，代表收益好坏有一条年线。在年线上方走叫牛股，在年线下方走叫熊股。而中国文明史长达万年。如果以百年设一点成线，那也有100多个点。中国历史上所谓分分合合，其实显示的是社会沿这条百年线的上下波动而已。治理好的线上走，治理不好的线下走。持续线上走的千古一帝在上万年中算下来也有10来个。而史前“三皇五帝”开头的正是盘古。神奇的是，中国能成为千古一帝的，几乎都是向盘古学习的。他们共守“合作”之道，让“分”的野马一再回归文明之道长达万年至今。

生存力源于生产力。

1800年前吴国徐整将中国史前“三皇五帝”关系编为《三五历记》，其中把盘古开天辟地的时间陈述为1.8万年。这可能是个虚数。但如对应北方山顶洞人和更早云南人、江南“仙人洞”人类的时间却是个实数。

沿《易经》显示的中国社会生产力进步关系可以追索到这个不同阶段历史的痕迹。古《易经》文本，其时代的应用关系是远去了。但其历史传承及参考指导意义还在。

由盘古发端的社会生产关系形成了一条“易道”，由此道理性引导中国社会持续地向合作要效率的文化，让中国历史统一在唯物轨道上的持续演化。如果将中国社会连续的生产关系由近及远的推演。那么，是由孔子社会综合的《易传》到文王人文关系的《周易》再到女偃金融关系的《归藏》到伏羲女娲畜牧农耕的《河图、洛书》，最远处是盘古围猎的《连山》。而其中文字是从大禹九州统一后部落之间融合起来的。之前的部落传承可能就是几个刻画符号，更早的或只是类似一张盘古围猎图而已。

小结，从盘古围猎开启的，由不同时期“地缘经济”升级总结的《易经》，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在和平合作中找高效发展之道的“易道理性”。

三、中国信仰追随生存优化

马克思“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从头到尾分为原始、奴隶、封建和资本、社会、共产主义六个历史阶段。并把最终理想的社会制度锁定在唯物关系的“按需分配”上。

这是空想还是历史必然？

是否可以找到实证来证？

如果人类演化从起点到终点的“生存优化和发展效率”问题基本不变。那么，贯穿这个问题的需求自然也不会变。显然，需求就是人类社会演化的“DNA”。

但人类在没有开创跨部落、跨血缘关系找“合“力前，受传统“丛林法则”驱动，向内单一方向寻“力”，最终必然会向极权的“神”力去求。而神奇的中国社会在“地缘经济”开端就以“合作”为引导，并坚持在向异族“求亲”、“求合”中走出了一条唯物信仰引导的路，成为人类文明持续的标杆。

“和平合作”是人类需求通往高效满足之道的基础。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动机和人格》等书中提出了“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成为人类工业时代的引导。而其前身还有英国功利主义先驱杰里米·边沁的观点和更早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引导。如果再向前则可以看到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身影。

而在中国较远处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大儒王阳明著《心学》关于“人性是坚如磐石”的观点。显示人类沿生存优化找高效发展的愿望是不会变的。

而孔子是在“人+需=儒”的关系中建立学说的，儒学、儒术，即“需学”。由此，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称孔子是人类首个伟大的思想家。显然，孔子“需学”理论要比马斯洛早了二千多年。那孔子是否就是中国需求理性的起点呢？

难以想象的是，孔子作为中国古文化集大成者，却没有留下一本由他署名的著作。 其实孔子清楚，他的文献，尤其是《易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先古文化基础上的再创。于是，孔子自觉不能有贪天之功，却成就了一位中国顶尖的文化圣人和世界首席文化名人。

从孔子创立儒学和“扣其两端取其中”的方法论在大禹“允执厥中”关系的升级中可以看到孔子传承中国古文化体系思想引导的方向和他思想的光芒。

在孔子人生关系中曾显示，他拜同时代的周王朝图书馆长老子为师的故事。而老子图书馆里躺着的，有他先师的传承。其中让孔子推崇的正是比他早600年周公旦的“需学”理论。

周公旦是周文王第四子，在文王作《周易》时有了“需卦”之辞（大象辞）后，他进一步做爻辞（又称小象辞）。他对文王《周易》第五卦，“需”卦，这样解释，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白话文解，孚，是指俘获、获得的意思。当你获利后，需求就得到了满足。人获得了光显。贞人认为你大吉，可以让人生走得更远。

这显然与孔子关于“君子当自强不息”关系是相对应的。孔子似乎从周公旦“需卦”爻辞关系中看到了“需学”思想的源头。于是，把周公认作为儒家的始祖。

但事实上，至少周公只是为他父亲文王《周易》“需卦”做“注”的。而周文王被囚羑里时，是将先人《归藏》易卦爻梳理后，将“需卦”调到了一个国家治理关系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了。这样，不但周公不是原创，就连文王也是一位传承再创者。那么，上缘先师是谁呢？

《周礼》显示，太卜掌三法，“连山、归藏、周易”。可见在《周易》之前至少还有“连山、归藏”两个先师。其中，《归藏》比《周易》早了一千年，而《连山》比《周易》早了九千年。那么，“需卦”从何而起？作者分别是谁？

研究显示，从周文王上寻一千年，可以看到一个争议。涉及帝尧改革被孔子称为“天下为公“的尧舜禹禅让事件。墨子也是大加赞赏。但《竹书纪年》却显示的是“尧晚年失德”。韩非子则认为，氏族制已成，不可能有禅让。并做出了“舜囚尧、禹囚舜”的判断。为何史料会如此矛盾？

施云江、范娜著《中国的货币起源》研究认为，这是一个由记事史料次序不同而引发的问题。尧禅让王权后，因年老失聪，声言要收回王权，于是就失德了。而这一后王囚前王的关系到了大禹开始改变。于是，有了大禹根据时代要求重立施政的对策。

对大禹，历史文献不再用《尧典》《舜典》之类来表述。而是用“谟=计谋”来表述了。事实上大禹是用“贸易+货币”政商分治的双重管理形式，把九州导入了“夏商周”的演化轨道让酋长部落实现开放的。

帝尧用大禹治水让舜龙种稻获得成功后，帝舜融合九夷，典龙用贝为币。让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金融关系和多元的需求。女偃夫妇由此以后人称之为“天皇氏古越王”的名义作金融易《归藏》。出现了前有大畜，后有小畜相拥的“需卦”。显然，女偃是文王、周公的先师，自然也是孔子的先师。但这就是“需学”的始祖吗？

《周礼》认为，《归藏》之上还有《连山》。研究显示，《连山》与《归藏》之间还有“洛书河图”。伏羲画卦显示其畜牧业形成的《洛书易》和女娲农耕业的《河图易》单一经济关系融合后，双方都出现了“兑卦”关系。

兑，是需的表达形式。

北方部落之间物物互换交往留下的互“兑”关系，在马家窑、三星堆文化中留下了大量证据。显然，女偃金融易《归藏》是融合了上缘伏羲女娲的互兑关系并在货币应用条件下出现了金融关系后才成的。但伏羲女娲互兑是中国“需求”引导最源头吗？

显然，上缘还有《连山》。在《连山-易》传承中也显示了“兑卦”。作为盘古围猎关系，考古中发现了一个5800年前的“含山玉版”图本，显示其生产力大增，食物大为丰富。那么，他需要“兑”什么呢？

显然，是要“兑”族群的血脉传承。

“丛林法则”历来崇尚弱肉强食。自然部落传承的对外关系历来就是“抢亲”。而盘古改“追猎”为“围猎”后，将大量多余的大羊去“换”亲了。盘古“大羊换亲”留下了结绳计数和等价物“大羊”类币的传承。这既是生产力创新，也是地缘文明的开端，更是需求关系引导的始祖。

从祖上千万年“兑卦”关系中导出的“需卦”，经《连山》《洛书》《河图》《归藏》《周易》《易传》持续升级探索，最后由孔子建立了儒学。而马克思“唯物史观”显示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目标是“按需分配”，刚好与中国源头理性传承在逻辑上形成了一致。盘古开创的“合作”精神，正是中国唯物信仰文化引导需求升级的源头。

研究显示，盘古合作围猎并创建父系，与母系用大羊“换亲”来改变武力“抢亲”传统并建立族群的和平传承，开创了中国最早跨部落的交融。徐整则解释为开天辟地。

大羊换亲，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有些荒唐的。但在人类最早源头部落之间遵循“丛林法则”抢亲的逻辑关系而言是和平发展和脱离野蛮的一大创新。盘古开创父系的传承实现了跨部落的合作。合作围猎让部落生存力大增，并用猎获的大羊与母系部落换亲实现了和平交往和血脉传承。今天“大羊”传承下来，成了最早中国货币的代名词。

在盘古创新中，作为一个由男性组成的围猎团队向父系社会演化，其必然是要与母系合作导入异性让血脉传承。而“丛林法则”恃强凌弱的逻辑应该是“抢亲”。抢亲现象在当今世界似乎仍未除尽。

盘古“大羊换亲”成就了一个新兴族群的异常崛起。这个起点代表了中国原始人类走出丛林、放弃恃强凌弱让文明发端。合作优先即公允在先的引导为中国“天下为公”的理性铺平了道路。

既然，马克思从人类生存进化和社会发展寻找效率的关系为引导，并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中发现了人类社会走向终点的唯物需求关系。显然，中国演化史是人类唯一可以证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内在逻辑性的文明体。

显然，要从人类漫长进化史中找到马克思理论的脉络，就需要把人类文明中的“社会生产关系”从源头一次次连续进步的逻辑关系导出来？而这一点，刚好，只有中国文明史是人类唯一具备这一条件的。

中国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因为，中国历史沉淀中具有广泛的唯物思想基础。人类社会意识如果不落在唯物理性上，是无法实现和平统一的。

中国守成天下为公，显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今天我们探索其源头至今演化的逻辑关系。中国文明由北方“地缘经济”源头发端的“象形文字、易道理性、唯物信仰”三大文化引导而来。其中，易道理性和象形文字是较为显性的。而唯物信仰在史学观中是最为隐性的。研究显示，这是一条“由换到兑至需”持续升级的意识形态演化之道。

生存，是一般动物所求。而生存优化持续找合作的意识显示了高级动物的一种内动力。而人类更为高级的一个特性是寻求社会发展效率。并从这个效率关系中反哺生存优化。这个关系显示了“天下为公”在人类演化中的必然性。

小结：

1.盘古创新开启以“换”为标识的唯物需求时代的逻辑，与马克思“唯物史观”重合。让中国唯物引导的文化具有一个明显特征，即，无神。

2.坚守易道虽一路上也存在守中的认识和路径的争执，却没有让中国掉进人类自身设计的精神陷阱里去，保了文明的持续。

3.中国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易道理性”，在近十万汉字中被固定为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道德规范和制度原则”，最终转化为一种以需求升级为引导的，自带历史惯性向着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的远方坚定走去的动能。

（施云江，新华网、人民网“思想界”专栏作家。典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2023年初于大船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