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桥遗址III区发掘场景航拍。

潘家耷遗址发掘场景航拍。

    近日，记者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获悉，我市海曙区洞桥镇发现两处古遗址，分别为树桥遗址、潘家耷遗址。

    树桥遗址位于洞桥镇树桥村以西，以六朝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填补了鄞江流域六朝旷野遗址的空白；

    潘家耷遗址位于洞桥镇潘家耷村东，出土遗存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宋元时期，以史前时期遗存为主。

    发源于四明山的鄞江，是宁波的母亲河之一。洞桥镇，恰位于鄞江“出山”后的山脚平原地区。这里背靠大山、毗邻河流、面朝平原，符合史前人类的选址习惯。

    树桥遗址  鄞江流域六朝旷野遗址

    据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树桥遗址项目负责人王光远介绍，这两处遗址是为配合基本建设，在先期考古勘探时发现的。

    2023年3月至5月，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和海曙区文物管理所，分别对树桥遗址、潘家耷遗址南区开展了1400平方米、500平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两处遗址均已回填。

    树桥遗址东距树桥村约450米，北依鄞江，南临剡江，地势低洼平坦。遗址分为三个区域进行发掘，共清理灰坑、灰烬活动面、木构建筑等遗迹11处，出土小件标本400余件，以六朝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另有少量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以及唐代和宋代遗存。

    该遗址六朝时期遗迹发现有灰坑3处和木构建筑1处，出土了瓷器、陶器、砖瓦、石器、木器和金属器等器物。其中瓷器占大宗，主要器类包括碗、钵、盏、盘、碟、砚台、盏托、盘口壶、四系罐、带釉陶罐等；木器以木构件为主，另出土有3件木屐；石器有石球和磨石；还出土有铜碗、铜刀、铜凿、银钗等器物。

    “遗址中出土的木构建筑遗迹依水而建，可能是水边的护岸结构。”王光远表示。同时，该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且重复率较高的器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商品贸易属性，“所以该木构建筑可能还有一处临水码头或仓储库房。”王光远说，此类遗存之前在宁波地区的六朝考古中发现较少。

    鄞江、奉化江流域，曾发现多个六朝时期墓地。比如2003年发现的上庄山墓地，2005年发现的蜈蚣岭东吴、西晋纪年墓葬，2021年发现的龙舌山墓地，2022年发现的洞桥镇宣裴村孟夹岙墓地，均含六朝时期墓葬。

    “树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首个鄞江流域的六朝旷野遗址，与区域内的这些墓地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聚落，为复原和补充六朝时期宁绍地区聚落生活场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王光远说。

    此外，树桥遗址还发现了少量良渚文化时期遗存遗迹，包括一处位于高台上的灰烬活动面（即人类活动留下的地面，地面上有一些灰烬，可能当时人类在这个地方用过火），形状不规则，夹杂较多炭粒，出土了磨制有段石锛、黑陶片、红陶片、夹砂红陶鼎足等遗物，推测为先民日常生活遗留的迹象。

    唐代遗存发现有灰坑1处，出土的青瓷器时代特征明显，多见玉璧底和浅圈足底的青瓷碗；宋代遗存发现有灰坑1处，出土有刻划花碗、青瓷碗、韩瓶等典型宋代瓷器。

    潘家耷遗址  史前良渚、钱山漾文化遗址

    另一处潘家耷遗址则以史前时期遗存为主。

    该遗址北距奉化江支流鄞江约600米，分为南、北两个片区。遗址文化堆积深度1.4米至1.6米，自上至下可分为6个层位，共发现遗迹22处，出土小件标本45件。出土遗存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宋元时期。

    潘家耷遗址的良渚文化遗迹有6处柱洞，分布没有明显规律，结构不明。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黑皮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灰陶，可辨器型包括鼎、豆、罐、釜、鬶、杯、器盖等。石器只发现有石镞。

    钱山漾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柱洞。其中一处房址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南北总宽约190厘米，东西总长约380厘米，由4段基槽和8个柱洞构成。其上覆盖一层黑色废弃堆积层，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灰、黑陶次之，可辨器型有鼎、罐、豆等。石器则有石钺、石锛、石镞等。

    据潘家耷遗址项目负责人丁风雅表示，至今，奉化江支流鄞江两岸共发现史前遗址13处，潘家耷遗址是唯一分布在平原地区的聚落址且年代主要集中在良渚文化晚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为今人认识宁波地区这两个阶段的文化演变提供了较好的实物材料。

    “钱山漾文化遗存在奉化江流域发现不多，该时期房址、灰坑等聚落要素的发现，为探索这一区域史前聚落分布特征和时代变迁提供了新的材料。”丁风雅说。

    此外，潘家耷遗址还发现宋元遗迹灰坑和灰沟各一处，出土有少量青瓷碗、盘碎片。

    记者 顾嘉懿 文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