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工队，有人说相当于海豹六队，有人说相当于绿色贝雷帽，还有人说相当于加里森敢死队。 这说明还有太多的人并不了解武工队。看来有必要再罗嗦一下了。

武工队与海豹、贝雷帽等特种部队的确有很多相同之处，这勿庸置疑，但区别还是很大的。有哪些不同呢？

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根据武工队深入敌区工作的需要，对其成员能否准确地掌握政策要求得较高，又加之武工队属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因而其组成的骨干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律的。如冀中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十八团三营的教导员，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谢允中是八团政治处的民运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安正福、王栋、李彩五、李继初、高云贵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有没有不是政工干部担任武工队长的呢？有，但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非政工干部担任的极其罕见。

冯志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是由指导员调任，这与当时的情况是相一致的。可惜的是，在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用下，和都梁、冯小刚等恶贬政工干部的倾向同出一辙，几乎所有改编版本的魏强，都被改成了连长。这一改，就把性质改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以政工干部为主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中共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会有的情况。而海豹六队、绿色贝雷帽等等，显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

第二个不同，是作战任务的不同。武工队的根本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政治进攻，逐步恢复与开辟游击根据地。

恢复和开辟根据地，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标志，就是建立政权组织。当然这主要是县、区党组织主抓的事。武工队在这当中，主要起到用刀把子给予支持的作用。比如铲除对我建党建政造成危害的叛徒、汉奸，打击对我造成阻力的伪军、伪警察、伪情报站，警示或处死不听我招呼的村长、乡长，或选派我地下党员充当伪村长、伪乡长、伪驻村情报员等，在不能公开建政的情况下利用敌人的班子为我办事，形成表面事敌暗中助我的两面政权。老电影《粮食》中由张平饰演的伪村长、《平原游击队》中由吴必克饰演的伪情报员，就是这种两面角色。这些工作，不是三天两早上就可以解决的事，因而武工队负责恢复或开辟哪个地区，往往会用一年两年的时间长期在这个地区与敌周旋。

西方那些个绿色贝雷帽、海豹六队等等，是没有这个职能的。他们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要员、袭击敌司令机关、破坏敌重要设施等，讲究的是快打快撤，时间往往用小时甚至用分钟来计算。既不可能持久的活动于敌区，也压根没想过要在敌区建立根据地。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第三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并不主要依靠地方组织。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比如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而武工队是在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刘伯承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就曾说：“武工队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那么在组织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员如何加强……五分区的武工队三十余人分布于八十余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干部参加领导，以加强对群众的领导和军民的血肉结合……武工队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当地生根，在政治上与群众结合，也要在组织上结合。”罗瑞卿也曾说过，“要吸收更多的地方干部，与当地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参加武工队。太行区的武工队在这方面是很差的，必须改造。如X分区五个武工队。全是军队的连排干部，没有吸收地方干部参加……由于他们缺乏地方性，与群众没有联系，所以工作也难于开展。”

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武工队第一小队的指导员是由区委的委员刘文彬担任，这是十分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因为地方党与群众成为他们必须的依赖，武工队员也就与当地群众完全地打成了一片，也是一头的高粱花子，也是一脚的泥巴，也和群众睡同一个土炕，吃一样的糠菜窝头，从组织上到感情上都融成密不可分的有机体。

和敌占区群众长期吃住在一起，不靠尖端的装备而靠下里巴人的穷百姓，这是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无法做到甚至无法理解的。这是武工队与海豹呀贝雷帽呀等等西方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的掉渣。

要问武工队相当于什么，武工队就相当于武工队，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找不到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和它相当。

武工队是不是特种部队？当然是。肯定是。但这支特种部队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抵御外侮的敌后抗战环境下的特种部队，不是什么海豹、贝雷帽、加里森那样的特种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