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中的“诸葛亮”————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

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每遇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对通信员喊道:“叫诸葛亮来。”彭总所说的“诸葛亮”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小诸葛”准确预测战局

解方少将: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解方受命担任第十三兵团参谋长后,就立即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战前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所属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文、桥梁等情况,并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日渐明显。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方将军任志愿军参谋长,决策筹划深思熟虑,计划方案周密详细。杜平将军回忆:凡战役发起前,彭总必询问敌情,解方将军均对答如流,各路敌军的兵力、装备,地域、方位,甚至主要指挥官的姓名、特点,均介绍得清清楚楚。

杜平将军说:解方将军熟悉参谋业务,尤重视情报工作。第五次战役前某日,解方将军提出敌军似有大动作。彭总追问:理由何在?解方条分缕析,答之:一是麦克阿瑟和李奇微赴东线视察,敌海军加强了对我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二是敌正在调集援兵。如美方宣布在本周后从本土调两个国民警卫师赴日本,准备增援朝鲜战场。南朝鲜至少有两个师约3万人在日本加速训练,装备美械。由此解方将军进一步判断,敌人似在加紧进行登陆准备,而且可能先在东海岸通川、元山登陆,配合陆上进攻,企图打到三九线以北,避免我军由东西山区向其出击。彭总连连点头。是夜,将军即秉烛疾书,整理出《关于第五次战役指导和战术思想的指示》。

冲锋陷阵的志愿军 T-34 坦克

1951年8月,彭总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彼时作为志愿军开城谈判代表的解方将军闻之,彻夜未眠,秉烛疾书,与邓华将军共同签名发回一封绝密电报,曰:“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强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们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战斗。不管哪一种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相反,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代价也不会很大。”彭总阅后经请示毛主席,果断停止了发起第六次战役的计划,志愿军由此做出了由运动进攻战为主转为阵地防御战为主的战略抉择,坚守防御,积小胜为大胜。

“智多星”首创“救火车”

第四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总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打破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总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的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驶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解铁嘴”让美方“很难对付”

经过五次战役后,美国被迫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解方将军作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参加朝鲜停战谈判。解方能言善辩,素有“解铁嘴”的美称。在谈判桌上,他发言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美军首席谈判代表、美国远东军海军司令特纳·乔埃回忆: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

金城反击战炮火掩护下向敌发起进攻

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张,此时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他们自认为,现在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在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理所当然遭到我方严厉驳斥。会谈十几次毫无结果。在后来的一次小组会谈中,解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另一次小组会上,解方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席话戳穿了美方荒谬的“海空优势论”,对方无法反驳,却坚决不干。

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

杜平将军说:“抗美援朝中,解方同志协助彭总打了漂亮仗,后来在板门店谈判中作为我方谈判代表也打了漂亮仗。”

来源:《志愿军老兵回忆录》

编辑: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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