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海军

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有两部重要的著作，其一是《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语：Civilisation materielle，e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ecle）；其二是《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法语：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II），前者以400年之久历史为研究对象，讲述了多线型的经济发展、周期性经济变化、物质交换和经济活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等；后者用海洋的眼光，从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三个层次来研究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的研究极为深入，他在《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强调“地中海的道路首先是海路”。“它们在不断地推动地中海的经济和文明从沿海地带向外扩散，并决定着地中海的命运”。“道路对地中海是何等的重要。交通运输是任何一部严谨的历史著作的基础。”（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15页、418页、419页）。在此，我们重点回顾《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思想和研究方式。

《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地理环境；第二部分考察了集体的命运和总趋势；第三部分讲述了事件、政治和人的历史。在第一部分，布罗代尔着重讲了高山、平原、海域和沿海地带等，然后论述了文明、宗教与山脉之间的关系，将山脉隔绝人类文明之间的交往展示出来；同时，由于山峦阻隔，高山世界的宗教很少归附平原地区的宗教；平原部分则讲述了征战、政治治理，以及城市、农田和水利工程等；对海岸地区，他详细讲述了地中海的航海、航线以及各地的港口。

在地理环境的讲述中，他的视野放大到了整个地中海，是以海洋的思维和视角来解读地中海世界的。除了航海，他把撒哈拉沙漠称为地中海的第二面貌，因为沙漠游牧部落十分落后，但却有着复杂的组织、等级、习俗、宗教和法律制度，沙漠地区与地中海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经贸关系，但是同时矛盾重重，这种对立实则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艺术的全面对抗，也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对抗。

在海洋思维里，他还特别谈到了地中海气候对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包括普通人的生活、习性，以及对对政治、经济、航行的影响；进而他又讲述了地中海的航路、道路、城市、港口以及社会的变迁和互相影响。布罗代尔从繁杂的社会层面和广阔的视野讲述和分析了地中海世界的基本状况和经济特征，如他所说，“试图利用地理空间的概念，探究所有那些反复出现的、缓慢的和永久的特征”。（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出版，2013年2月）

在海洋思维和广阔视角下，他在第二部分考察了集体的命运和地中海世界总的趋势，比如地中海世界距离对各国决策、经济和信息的影响；各地人口增长对贸易的需求、货币的流动、商品价格以及海洋运输的影响；同时，他还分析了各国的起源、民族、宗教、法律、军事，以及封建领主、贵族和平民，甚至包括盗匪的情况，最后还分析了各地、各国、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重叠、冲突等。

在总的趋势研究方面，布罗代尔研究的是“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也就是从这一层面考察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范围内怎样起作用”，因为“战争不是一个纯属个人责任的范畴”。如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中对中时段历史的这种考察，“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又有稳定存在性的力量，在这些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的力量能够用日期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在位期间起作用的力量”。

在第三部分，布罗代尔主要是研究地中海的大国西班牙和土耳其争霸地中海的过程。布罗代尔说，“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意思是短时期的一段历史，而在这样的视野中，历史分析往往要落到具体的人上，比如菲利普二世。当时，很多历史学家指责说，1565年西班牙在面对土耳其人的马耳他之围的延误拖沓，应该归咎于菲利普二世的性格，但布罗代尔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应该从这样解释---当时西班牙是一个海洋大帝国，所控制区域的面积非常辽阔，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从欧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再这样辽阔的范围内，信息传递是相当缓慢的，这就制定决策的困难，使国家机器运行缓慢。如费弗尔指出的那样，布罗代尔所讲述的地中海世界短时段的历史就是各种事件，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和变动不居的史实。“这些事件往往受到第一部分中所研究的经常性力量的摆布，受到第二部分中列举的稳定性存在力量的影响，但偶然性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总趋势的前景下描绘出最出色和最出人意外的画卷”。

费弗尔说，《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革命的性质”。

布罗代尔研究的主要是西班牙国王腓力浦二世时代，即16世纪下半期地中海地区的整个面貌的，以整个地中海的视角加以观察的。这种以总体史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地中海历史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要以全盘性的眼光和思维来解读全球，同时还要细致入微地观察每一个城市、港口，既包括国家整体、底层社会，又包括普通人的生活、习俗、文化，还要包括更大空间的航线、道路、贸易、货币，以及文化冲突、政治冲突、国家争霸等等。总结而言，就是要用布罗代尔所认为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来考量整个世界。

从学科来看，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地理、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以全貌的方式、事无巨细、一览无余地加以观察和思考。

其实，马克思在《海军》、《西班牙无敌舰队》、《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装甲舰及撞击舰和美国内战》、《炮艇》、《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欧洲战争》、《克里木战役》、《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德国的制宪问题》、《鸦片贸易史》、《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国际评论（三）》、《英国工商业的危机》、《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著作中（参见张峰《马克思恩格斯海权思想的脉络体系及其现代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也多有海洋思想论述，他也从地理关系视角表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族国家形成的种种影响，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习俗、国民性格，乃至国家间冲突。他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在海洋思维方面，中国与希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陆地意识和海洋意识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是“地理强烈的影响”。马克思认为，海上航线通道彻底打破了地理隔阂，海洋贸易将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国家产生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这是一种文明的交汇，有利于互相促进。在国家竞争中，海军、军舰变成了维护民族国家的重要助手，“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83-384）马克思所说，“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7页）

我们虽然提出了现代海洋战略，但是从准备程度上来看，我们远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许，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已经有专家做了很细致的研究，然而，现代海洋战略的实施是要千万企业、亿万民众脚踏实地地走出来的，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相当少，相当局限，比如，我们的许多企业对伊斯兰的各种宗教、教义、矛盾、社会生活都了解的很少，对各国、各地的法律研究也相当少，而中东地区、中亚地区、非洲地区又是矛盾重重、战火不断的地方，以这样少的信息又怎么能在当地落地并获得成功呢？

深受农耕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现有海洋意识对现代海洋战略还是缺乏全面的认识，须要重新建构全球性、全局性的海洋意识。目前，我们的海洋观念、海洋安全战略、海权思维、全球统筹意识都还很弱，比如国际合作机制碎片化、缺乏多维海陆统筹理论、“立体”海洋意识不足、海洋经济不够深入等；在国际交流中，往往过多注重国际经济合作，对文化资源、生物资源、地理资源的开发明显滞后，对西方海洋文化、海洋意识的吸收也远远不够。

尽管近代海洋意识在西方侵略中被动调整，但现有海洋意识主要还是改革开放后最近30年，民众对海洋的认知、情感和理性境域，仍然局限在一般性经济交往、旅游层面，国家的顶层设计也还不够高瞻远瞩。实际上，我们应该运用系统论和协同论的思想，通过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把全球的海陆、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生态资源和系统整合为一个统一整体，不但把我们国内的资源开发李泳豪，而且要把全球各个海洋、各个岛屿、各个陆地的所有资源，都视为我们可以发现、发掘的资源，要把现代海洋战略区域视为一片新大陆，实现在全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