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火药的发明地，但为什么是西欧而非中国造出了大炮？今天的 Editor's Pick，单读编辑徐添带来了美国学者欧阳泰的《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军事格局》。欧阳泰梳理了中西方火器发展的历史，企图解答中西方“大分流”的疑惑，他指出中国在制造城墙的工艺上要比欧洲繁复很多，夯实的城墙成为影响火炮发展的一大阻碍，当然，“大分流”的根源也远远不止于此。

《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军事格局》

[美] 欧阳泰 著

张孝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

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中国研发出了大炮：

世界军事史上的“大分流”

徐添

在比较史学的研究领域，中国与西方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一直都是热门话题。为什么在近代西方在公元 1500 年以后迅速发展出成熟的工业文明，而同时的中国却呈现明显的“停滞”？自中国与西方发生“大分流”现象那一刻起，世界各国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们就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答案。有人认为是文化因素导致了中国落后于西方，儒家观念保守、拒绝革新，致使中国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有人认为是经济上的“内卷化”造成土地所带来的边际利益越来越低，迫使剥削劳动所产生的商品化经济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非追求最大利润。不管怎样，近年来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渐深入，“西方中心论”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意识到：东西方的“大分流”其实是比较晚近（甚至是直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才出现的现象。造成“大分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中国与西方在军事发展上走向了不同道路，这让 19 世纪中国再次与西方发生激烈碰撞时，根本没有办法抵挡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被迫进入了充满悲情色彩的近代。

为什么军事上的发展会影响到中国与西方的“大分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容我先引入一个军事史学家杰弗里·帕克提出的概念：军事革命。

一般都会认为，战争带来死亡与毁灭，但事实上，它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一个国家遭遇军事挑战时，它往往会回应以革新。以欧洲的史实为例，15 到 16 世纪，欧洲人造出了可以移动的野战炮，从此城堡不再是攻城者的巨大障碍。中世纪的城墙无法抵御大炮的轰击，守城一方需要改变城堡的构造，构建内芯为泥土外面包裹岩石、墙面为梯形，各突出部可以互相配合的棱堡—文艺复兴城堡。城堡变得更加难以攻克，于是攻城方面需要派出更多的人力、制造更多的大炮，武装更多的人。可一旦如此，军事开支便会耗资不菲，这让统治者不得不改善财政、改进课税方法，扩大税基和开拓税源。不止如此，国家还需要建设更加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便动员更多的人力。就这样，在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中，欧洲国家形成了新型军事—财政体制，从此奠定了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

在欧洲的军事史家看来，中国缺少上述这样的“军事革命”。尽管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但很少用于战争，技术革新也缺乏动力，儒家士大夫们对新技术嗤之以鼻，文化精神同样也不支持革新。这样的论调不仅在西方，在中国同样也十分流行，最经典的表述莫若于鲁迅所说的那句“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欧阳泰（Tonio Andrade）的《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军事格局》（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便是一本对“军事革命”重新提出质疑的著作。在书中，他认为：军事革命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近代全球都在发生的普遍现象。不止西方，中国、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也在很早就将火器运用于战争，而明朝更是公认的第一个“黑火药帝国”。他希望通过梳理中国火器发展的漫长历史，找到中国被西方超越的原因、回答“大分流”的疑惑。

作者欧阳泰

欧阳泰将这本书分为四篇十八章的结构分别展开论述。在他看来，中国的热兵器（火铳、火炮与火枪）一直都在发展，甚至有时还领先于西方，因此军事大分流也是很晚近的事情。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军事革命的观点，而是做出了几点补充和修正。首先是中国发明了火药并最早应用于战争。但是早期火器更多是用来恐吓敌军或近距离对士兵造成杀伤，而非应用于大规模的攻城。中世纪晚期，西方人接受东方传来的火器，很快发展出娴熟的火炮技术，不过西方的火炮越来越先进的原因之一在于中世纪西欧的城墙薄而脆。大炮简单轰击就能在中世纪城堡上打开缺口，因此具有巨大的实战价值和改进潜力；而与之相比，中国的城墙内夯泥土，吸收了炮弹打过来的巨大冲击力，很难被正面击破。在元朝末年的反元斗争中虽然也有关于火炮被应用于战争的记载，但通常中国的火炮是用来集中进攻城门（在中国史书中常有的“城破”其实常常指这一点）。中国与西欧不同的军事情况决定了双方军事技术不同的发展策略，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在 13、14 世纪的东西方就已经出现了大分流。

其实，中国与西方的分流大致上有两次。一次发生在 1450 年到 1550 年之间，一次发生在 1760 年至 1839 年代。1450 年至 1550 年的“小分流”并没有造成中西方太大的军事差距，中国很快通过仿造，吸收了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带来的最新技术，引进甚至改进了佛朗机铳（在这次仿制佛郎机的过程中，对佛郎机介绍最积极的恰恰是西方军事史学家们认为最讨厌新技术的儒家士大夫）。但是等到了 1760 年至 1839 年间，中国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流。在这几十年间，从七年战争直到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西欧各国之间战乱频仍，火枪技术在实战中不断改进；与此同时，西方实验科学突飞猛进，火炮的射程与炮弹的弹道轨迹早已可以被精确计算，欧洲军队正在规模、组织、技术复杂度方面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提升。而中国则生活在康乾盛世的余辉下，百年来不断向外拓张取得的区域霸权消解了它的军事革新动力。最终，当 1839 年中国与英国在广东海面上相遇时完全没有两百年前击败荷兰、俄罗斯人的实力，跌跌撞撞进入了近代。

欧阳泰是史景迁的学生。在书中，欧阳泰全然继承了他的老师擅长“说故事”的优良传统，穿插了许多战史案例说明火器在东西方的不同应用情况。不仅如此，他还吸收了杰弗里·帕克宏观概括的特长，从中国与西欧的历史出发横向比较，寻找“大分流”的答案。尽管他在书中一再说明自己并不是要为“中国军事为何落后西方”做出最终结论，但他打破了过去“外国用火药做武器，中国用火药做爆竹”的偏见，带给我们一种新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巨炮：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中国研发出了大炮

大炮（artillery）的故事和一个不存久矣的邦国密不可分——勃艮第公国。在它的时代，勃艮第公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实力建筑于巨炮之上。勃艮第的第一任大公是勇敢者腓力（Philip the Bold，1363 — 1404 ），他创建了一支欧洲最强的炮兵部队。他和他的子嗣极大地扩充了军火库中火炮的种类和尺寸。勃艮第大公还“赞助各类火药武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大公的领土不断扩张，这归功于他们对火炮的不断改进，如果不是因为末代勃艮第大公勇敢者查理（Charles the Bold，1467 — 1477 ）倒行逆施（以及不产男嗣），欧洲今天的版图会非常不同。他的绰号应该改叫“愚蠢者查理”（Charles the Foolish）才对。

1363 年，勃艮第王朝的开创者——勇敢者腓力开始掌国之时，勃艮第只是个次等强国。到他离世时，勃艮第已经是西欧主要强国之一，成为法国的主要对手。在勇敢者腓力的诸多妙手之中，就有对火炮的重视。他建了许多火炮制造厂，最终成为有史以来雇佣铸炮师最多的欧洲领主。铸造巨炮他并非第一人。史料记载，1375 年，在法国的卡昂，十多位铸炮师花费六周，铸造了一尊重达两千磅（约 900 公斤）的巨炮。但是，勇敢者腓力是第一个在战争中证明了巨炮价值的人—他运用巨炮，帮助法军在 1377 年夺取了英国人的奥德雷克城堡（Fortress of Odruik）。

勇敢者腓力画像

奥德雷克离加莱（Calais）不远，用著名中世纪编年史家傅华萨的话说，这是座“漂亮的城堡，亦很坚固”。它坚固的城墙或许可以抵挡早先的欧洲火炮——抛射只有三到四磅（约 1.3 ～ 1.8 公斤）炮弹的那种，但是，腓力的炮要大得多。傅华萨写道：“他们有七门大炮，每门都可以发射重达200磅（ 90 公斤）的抛射物。”事实上，在有些版本中，傅华萨称这种加农炮的数量“达到了 140 门”。英国方面的一段记录也证实了这个量级，说有“109 门巨型加农炮”。

不管他有多少门炮，它们是好用的。围住城堡之后，他试射了五六发，傅华萨写道，“用以慑敌”。仅这几发中就有射穿了奥德雷克城墙的。“城里人见到大公火炮的威力后开始担心，不过他们仍然不可理喻地相信城堡可以抵挡得住。”随后，勃艮第人开始搜集木料、草料，填埋护城河，为长期围城做准备。事实证明，这些准备都大可不必。加农炮三下五除二完成了任务。奥德雷克城投降了。

过去，欧洲人的围城战和中国是类似的。火炮仅仅针对的是人，或者烧毁个木头工事什么的。但1377 年的奥德雷克之围创造了新纪元。欧洲的火炮已经大到可以摧毁城墙了。

欧洲人开始比赛着造出越来越大的火炮。勇敢者腓力攻取奥德雷克那一年（ 1377 ），他的工匠铸造了可以发射 450 磅（ 200 公斤）炮弹的火炮。1382 年，一尊“超级巨炮”对准了奥德纳尔德。它的炮口周长为 60 英寸（ 1.52 米），直径 20 英寸（ 0.5 米）。“白天五里格（约 24 公里）外都能听见它的声音，夜里则是十里格（约 48 公里），响动之大……好似地狱群鬼毕至。”

这些巨炮体现了金钱和时间上的巨大投入。它们得到了极大的珍视，以至于都被起了名字。杜勒·格力特（Dulle Griet，意为“疯梅格”）是铸铁炮中的一尊巨怪，造于 1431 年，重逾 1.2 万公斤，发射的炮弹重达 300 公斤。在低地国家中，格力特是一个常见的炮名，因为杜勒·格力特是荷兰和佛兰芒民间传说中的名人，这是一个坏脾气、聒噪又尖酸刻薄的家伙。其他厉害的火炮也得到了类似的名字。“懒梅特”（Faule Mette）造于 1411 年，可以发射重逾 400 公斤的石弹，不过从它的名字来看，它并不经常这么干。1404 年的一门炮铭刻着“我被命名为卡特琳。小心我，我惩罚不义”。有些炮以传奇人物命名，比如有一对铸于 1463 年的炮就叫作伊阿宋和美狄亚。还有的是以城市名（巴黎、伦敦）、委托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教皇庇护二世（ 1405 — 1464 ）就用自己和母亲的名字命名了大炮。这种给大威力火炮命名的传统后来变得轻松戏谑，一张纸上写着：“‘冷酷屠夫’将跳着舞跨越护城河，直入外城、内城、棱堡，穿过教堂、屋舍、房间、厨房。他会穿过大堂、客厅、卧室。”

“赖梅特”

这些巨兽改变了欧洲的战争。就在 14 世纪初，法国人皮埃尔·杜布瓦还写道，“一座城池很难在一年内被攻破，就算攻破了，也只能说明国王及其属下征服的开销大过带来的价值”。一个世纪后，欧洲人的城墙就和这条摇摇欲坠的规律一起倒塌了。

15 世纪初，英王亨利五世对法国的征讨拉开了大炮时代的序幕。1415 年，英王的巨炮击垮了哈弗勒尔的城墙。卡昂城坚实的城墙在 1417 年 9 月也遭突破，卡昂旋风般地陷落。接着是贝叶、迪利、维莱·博卡热、阿尔让唐、阿朗松、法莱斯、圣洛、卡兰坦、瓦洛涅、瑟堡、库唐斯、阿夫朗什、栋夫龙、圣索弗莱维孔特，以及富庶的鲁昂。然后是阿尔克（阿尔克拉巴塔耶）、里尔伯恩、弗农、芒特、讷沙泰勒、迪耶普、古尔奈、艾乌、费康、唐卡维尔、翁弗勒尔、日索尔、伊夫里、拉罗什吉永、蓬图瓦兹、默朗、普瓦西、圣日耳曼、盖拉德城堡。并非所有这些城市的外墙都是被火炮摧毁的：很多市民发现，在第一发炮弹打过来之前就投降不失为权宜之计；贫穷和饥饿也一如既往地扮演了它们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亨利的战局清楚地表明，战争的天平已经倾斜到进攻的一方。

英国人不是唯一以大炮开路杀进法国的人。勃艮第人在 1409 年也轰开了维勒松（Vellexon）的城墙。1411 年，他们的“格力特”只用三炮就夺下了哈姆镇——一发偏靶，两发造成重创。接着也是一系列的胜利：阿利博迪埃、蒙特罗、桑斯、默伦、圣里基耶、阿布维尔、吉斯、特莱斯、昂格吕尔、库厄斯、米西勒维克、弗特皮斯、阿瓦隆、索姆河畔圣瓦莱里、阿普兰库尔。同样，并非每一次都是大炮直接建功，有时候只需要它们的威慑力就够了。

后来，倒霉的法国人也终于取得了一些胜利，多亏了圣女贞德。这位著名贞女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身穿明晃晃的铠甲，手挥一柄长剑，但实际上，她也是一名出色的炮手。她的初次大捷是在奥尔良之围（ 1429 ）。此战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火器战争之一。凯利·德弗里斯（Kelly De Vries）写道：“截至当时，世界史上都没有哪场战役比奥尔良之围用到的火药武器要多。”德弗里斯显然没有把中国战场算进去，许多发生于中国的战役用到的火药武器比奥尔良多得多，但是这不影响到把后者算作一场重要的炮战。圣女贞德也在改进火炮战术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名参战人员记录道：“她的仗打得又聪明又明确，就像个打了二三十年仗的指挥官。特别是在安排炮队以及卓越的操作上。”

圣女贞德

法军在贞德的帮助下击败英国人之后，贞德和法国统帅们就用加农炮扭转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势头。不过要在她牺牲之后，借助法王查理五世（ 1422 — 1461 ）的改革，法国才建立起欧洲最为高效的炮兵组织。法国赢得百年战争，炮兵组织功不可没，其后的 15 世纪 90 年代，炮兵又为法国对意大利的毁灭性入侵助了一臂之力。

在生产能摧毁城墙的大炮上，西欧人不是独家。可能在世界历史上堪称最著名的巨炮是奥斯曼土耳其造出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1453 年奥斯曼人如愿攻下了这座城市。比起英国人、勃艮第人和法国征服的那些小城镇的护卫墙，这座古城实在是不可等量齐观。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写道：“君士坦丁堡城在文明世界里就是以城墙坚固、防卫严密而著称的；1500 多年来，它让每一个自以为是的征服者都无功而返。”我们把“文明世界”换作“西欧”，这句话也是成立的。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几乎坚不可摧。

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1432 — 1481 ）来说则不是这样。这位苏丹年轻、聪颖、果决，他准备万全，搜集了硝石、硫黄、铜、铁等各种原材料，重金礼聘火炮工匠，给他们极大的研发自由。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个匈牙利人乌尔班，原在拜占庭君主手下当差。因升职请求不成，他跨越边境来到土耳其，得到穆罕默德二世的赏识。苏丹问他能否造出摧毁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炮，乌尔班回答：“我的炮可以打碎它，甚至可以击碎传说中古巴比伦的城墙。”穆罕默德雇用了他，薪酬不菲。据一位编年史家说：“如果（拜占庭的）皇帝许他四分之一的薪俸，他也不会离开君士坦丁堡。”

乌尔班苦干三个月，用掉 40 吨锡和铜，开模、熔浆、锻造。最终，同时代的记载写道，“造出来了一尊前无古人的恐怖怪兽”。文献显示，这门炮的长度在 20 到 30 英尺之间（ 6 米到 9 米）。发射一发特制炮弹需要几百磅火药，炮弹为石球，每发重 1200 磅到 1800 磅之间（ 550 到 800 公斤）。这个“怪物”的炮弹留存了下来，一些学者在 21 世纪初测量过一颗，直径为 39 英寸（ 99 厘米）。

巨型炮弹

当时，一个拜占庭人记录道，这门炮“看上去就让人恐惧；如果只是听说而非亲眼所见，你一定不会相信它的存在”。他们要试炮时，城里的居民都接到警告要找个地方躲一躲，那声音能导致人耳聋，让孕妇流产。试炮地点就在穆罕默德宫殿的大门附近，发射时地动山摇，轰隆声传到了 4 英里（约 6.4 公里）外，炮弹飞了 1 英里（约 1.6 公里），砸出 6 英尺（约 1.8 米）深的弹坑。为了运输这门炮，需要 200 人指挥 60 头公牛拉动 30 节车厢。50 名木匠和 200 名工人在前方开道，修建桥梁，铲平地面。

终于，这个宝贝被架上炮架，瞄准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它并不是瞄准这座城市的唯一一门火炮。穆罕默德有几十门大家伙。一个目击者写道，一些炮的炮弹立起来能到膝盖那么高，有的能到腰。另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有 50 门巨炮，小一些的他们有 500 门”。还有人说，那些巨炮也没有比那个怪兽小太多。发射的大多是 500 磅（约 230 公斤）的石球，少数是 800 磅（约 360 公斤）的。

炮口对准的是君士坦丁堡最薄弱的一段城墙，轰击持续了 35 天。同时代的希腊人克里托鲍罗斯（Kritoboulos）写道：“石弹带着巨大的力道和速度击中城墙，城墙立时剧烈震动、垮塌，石弹整个崩碎，碎片横飞，碰巧在一旁的人都不幸丢了性命。有时炮弹摧毁的是整段城墙，有时只是一半，有时是一部分塔楼、一部分炮台、一部分城垛。没有一处墙坚实、耐久、厚实到了可以抵挡的地步，完全不能抵挡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加农炮石弹的轰击。”

“怪兽”其实不太好用。为了瞄准，需要在它下面垫高枕木，一条又一条。然后还要用绳索将它固定，“它才不会在巨大的爆炸力之下从炮座上滑走，导致错失目标”。发射后要用热油给它降温，每三个小时才能射击一次。有些记载甚至说，它在攻城的前期就炸了膛，一直没有修复。

不过穆罕默德的其他炮则相当称手，包括小一点的炮，它们这时就开始在欧洲和奥斯曼帝国逐渐取代那些庞然大物。（即使是小一些的炮，也比同时期的中国炮大得多）守军及时修补城墙，用同样非常优秀的火炮击退冲锋的奥斯曼人。拜占庭的火炮“可以同时发射五至十颗子弹，每颗有核桃大小，穿透力极强。如果一颗子弹射中一个士兵，可以穿透他的盾牌、身体，还能射杀下一个人，甚至在这个人之后还能射中第三个，直到火药的力道用尽。所以每一发子弹可以打中两到三个人”。但是进攻方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在最后一次进攻中，苏丹的大军猛攻几个缺口。奥斯曼人猛扑上来，抢夺、强奸、屠杀：“城里流淌着血，就像一场突然的暴雨过后水沟里的雨水一样。”

君士坦丁堡这座古城的陷落是军事史上的大事，是火炮这种武器标志性的胜利。著名历史学家迈克·霍华德写道：“君士坦丁堡城墙被土耳其炮兵摧毁，标志了……西方历史中一个长阶段的结束。”更近期的一位学者写道：“穆罕默德二世于 1453 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可能是火炮促成的第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这个观点可以上溯到启蒙时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他写过：“天雷滚滚的火炮指向的城墙和塔楼，只是为了抵抗不太中用的老古董炮而修建的。”吉本又怎么看待土耳其人如此先进的事实呢？那是欧洲人自食其果：叛徒泄露了技术和理论，是“叛教者的背叛”。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这个观点自然是有偏颇的。土耳其人并不落后。他们的军事能力达到了艺术的程度，可以与任何西欧国家比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重要的是，技术优势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说法也是夸大其词。首先，拜占庭人也拥有堪为艺术品的火炮。其次，经济和财政因素也不可小视。拜占庭人早就入不敷出。火炮工匠乌尔班才不是唯一感叹俸禄微薄、在墙外找到了更好工作的人。我要褒奖穆罕默德这个人，虽然他沉默寡言，但他是一个热爱征伐的英明统帅。时人甚至记载他“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机械”。比如有一次，他的炮手要瞄准敌人的舰船，却被城墙给阻挡了。据一位编年史家记录，穆罕默德提议建造“一种不同类型的炮，稍稍修改设计，就能把石弹飞行的高度提升不少，落下后正中敌舰船腹。他告诉他们，应该先瞄准，再根据数学计算平移它，然后开火”。这种火炮表现骄人。拜占庭人不仅仅是超支了，他们更是被超越了。

毫无疑问，火炮改写了攻城的战术思想。古代城墙遭遇现代火炮，城墙完败。正如吉本所写：“在那个时代的一般战争中，优势转到了进攻者一边。好一段时间之后平衡才重新建立。”不少历史学家赞同吉本，火炮改变了攻防平衡的看法成为军事史上的定论。最终，当欧洲人学会建筑新式堡垒之后，平衡再次重现，不过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并未在中国发生。

在中国这个火药的诞生地，火炮还是那么小，古老的城墙屹立不倒，直到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才开始垮塌。当西方人造出重达数吨的火炮时，14、15 世纪的中国火炮轻得太多太多：中国人眼里的大火炮也不到 80 公斤，大多数都只有 20 公斤，或者更轻。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的文献记录得非常清楚，虽然大炮在攻城时已经无处不在，但它们并不是用来击打城墙的。相反，它们被用来打人，有时也用来攻击木制大门和塔楼。中国人不是造不出巨型炮，他们的冶金技术相当高超，而且在 14 世纪 70 年代他们也确实造出了大型炮。他们只是没有追求实用。

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火炮不用于城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自中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火药武器就只用于舰只和守城中对付蛮族入侵。从这两个用途来看，火炮小巧、机动就讲得通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军队也常常会遇到城墙，而且这片土地也不是自古以来始终保持统一的。

更可信的解释是文化。中国人在修筑城墙上比欧洲人花样多，他们修的也绝不是那种一击即溃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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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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