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用兵打仗讲究谋略，人们尊称他为“谋帅”。1942年12月，在庆祝刘伯承50诞辰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赋诗《祝刘伯承将军50寿辰》，其中有“论兵新孙吴”一句，称道他是当代的孙武、吴起。这句诗也是党内、军内对刘伯承的共识。

以民为本 “综合群力”

所谓军事谋略，是指在军事斗争中，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构想并运用的计谋与策略。在运筹军事、思谋定策时，刘伯承始终着眼政治，认为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他坚持人民战争致胜思想，认为“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主张对敌斗争应采取“综合群力”策略，即动员和组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一切力量，对敌展开全面的斗争。

1937年8月，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北上抗日，根据毛泽东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

要实现“综合群力”，就必须爱民如子，凝聚民心，在这一点上，刘伯承身体力行。1942年12月，时值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文章盛赞：“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抗战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如此，刘伯承的以民为本、“综合群力”的思想与实践，使他的部队周边耸起了座座革命的“人山”，为战胜不同时期的敌人奠定了胜利之本。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很快站稳脚跟，正是坚持了以民为本、“综合群力”的策略。1949年10月，刘伯承回顾这一阶段的斗争时，如是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也就是说，我们的军队结合人民以广大的面来包围蒋介石孤立的点……这也就是二野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

强势缩节 “以碫投卵”

“其势险，其节短”，是深谙《孙子兵法》的刘伯承军旅生涯的必求之术，旨在“兵之所加，如以锻投卵”(用硬石投向鸡蛋)。势者，用兵之势，又称态势，比如兵力部署上集中数倍于敌的力量；节者，用兵之节，又称节奏，是指向敌发起攻击的距离近、时间短。增强险势、缩短节奏，造成如同“以碫投卵”的压顶之势，是刘伯承用兵的一个突出特色。

为了说明用兵打仗必须强势缩节，刘伯承引用过孙子“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的话。对于势险、节短，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那时孙武不可能懂得物理学，当然更不知道加速运动，但他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力量，是很难抵挡的。我们四川有种水鸟，绿色的羽毛，长得像八哥。这种鸟嘴很尖，它在高空中发现水中的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重量白天而降，有时竟能捉到比自己大几倍的鱼儿。《势篇》讲的“其势险，其节短”，就像这种鸟，冲下来很猛(势险)，时间、距离又很短促(节短)。这样一来，力量再大的鱼儿也难以抵抗。

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的神头岭一战，是刘伯承追求强势缩节、“以碫投卵”的典型战例之一。战斗中，他以一个营的兵力作钳制部队，奇袭日军重要补给线——邯(郸)长(治)兵站集结地黎城，吸引了潞城之敌越神头岭来援；与此同时，他以3个团的兵力作为主攻部队，在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对援敌形成较大数量优势(强势)，而其中一个营埋伏在废弃工事内，距敌行进道路只有25米，攻击距离之近出乎想像(缩节)。战斗结果，在我军对敌“以锻投卵”式的攻击下，敌一O八师团、十六师团各一部共1500人，在不意、不备中只支持了2个小时就全部被歼。刘伯承这一强势缩节、“以碫投卵”的歼灭战，被侵华日军称之为“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

瓦解敌军 “善而养之”

刘伯承指挥作战，非常注意瓦解敌军，同时，他提倡孙子的“善而养之”，即对原敌方官兵(或俘虏)进行政治教育，争取其投入我方阵营，壮大我方实力。在这方面，刘伯承有成功的实践经验。

1926年夏秋，北伐战争挺进至长江流域，刘伯承受党中央的派遣，与朱德、吴玉章等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泸州、顺庆(南充)起义。当时，起义的部队有5个旅、1.2万之众，共推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这次起义从1926年 12月初坚持到1927年5月中旬，既有力地壮大了北伐战争的声势，又实现了中共中央确定的抑止川军主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刘伯承领导的这次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泸顺起义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最初尝试，也是刘伯承瓦解敌军、“善而养之”谋略思想的发端。

1945年10月，上党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的平汉战役，是采取瓦解敌军、“善而养之”谋略的一个杰作。平汉战役前，蒋介石命令孙连仲部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从河南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上，意欲打通平汉线，并进一步组织对我华北、东北根据地的进攻。当时，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邯郸摆开战场，消灭敌人，守卫根据地南大门。这一战关系全局，刘伯承、邓小平经过紧张谋划，决定在漳河以北和邯郸以南及滏阳河两岸的狭窄地带布下“口袋阵”，待敌北进钻人口袋之后，再相机打击。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力争原西北军将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就地起义。当时，刘伯承获悉：高树勋不满于蒋介石及其亲信对他的排挤和歧视，表示愿同我军取得联系，只是顾虑家眷还在徐州。刘、邓当即请示党中央，由陈毅派专人把高树勋的家眷从徐州接出来送到了解放区，解除了高树勋的后顾之忧。10月底，刘、邓又派参谋长李达(西北军旧人)进入新八军驻地看望高树勋，最终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

谈及往事，晚年的邓小平仍然回味不已：“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2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3000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

此外，刘伯承所部在解放战争中大量补充解放战士(原国民党军俘虏)，对增强我军力量，取得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他瓦解敌军、“善而养之”谋略的生动实践。

敌进我进 “因粮子敌”

刘伯承一直认为，面临敌人的进攻，必须在内线防守的同时，采取敌进我进之策，用相当兵力跳出内线到外线作战，使敌占区也成为战场，并依靠敌占区取得粮食等供应即“因粮于敌”。

八路军一二九师坚持太行山敌后抗日斗争，基本体现了刘伯承这一谋略思想。“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腹地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清剿’部队，主力则转至外线，配合边沿区的游击集团、敌占区的武工队、小部队，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捣毁其补给点。敌人的‘扫荡’虽然来势汹汹，但进入我根据地后，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敌人的交通线和后方的据点、碉堡，又不时这一处、那一处，为我转出外线的部队破坏、袭击、夺取。敌人到处损兵折将，顾了这里，顾不了那里，最后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根据地。”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伯承敌进我进、“因粮于敌”的经典战例：“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由于刘伯承率部成功实施敌进我进、“因粮于敌”之略，使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口速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灭亡。

示形动敌 “乖其所之”

《孙子兵法》中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意思是说，伪装示形于敌的最佳状态，是不露任何形迹；伪装示形到了不露任何形迹的境界，则深藏在我军内部的敌方间谍也无法窥探我军的行止，敌方最精明能干的将领也束手无策。通过示形动敌、“乖其所之”(把敌军引到别的方向，与它预定的企图相反)，以实现自己的战役、战斗目标，一直是刘伯承用兵的拿手好戏。

1947年初，为保障山东战场莱芜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让晋冀鲁豫野战军将国民党第五军拖住，使其无法投入山东战场。刘伯承原打算在河南商丘地区歼灭敌第五军之四十五师。但由于该敌进展迅速，已到达安徽砀山，于是，他决定打驻河南民权地区的敌第八十五师，逼使敌第五军回援。当年2月 10日，他亲自赶到陈再道的第二纵队驻地，布置任务：“敌五军已过商丘，我们是追不上了。现在要用打敌所必救的战法，把五军拉回来。我们要集中主力打八十五师，你们二纵打郑庄寨的八十五师师部。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快。否则。五军拉不回来就麻烦了。只要五军一回援，我们就后撤。”11日下午，第二纵队向郑庄寨奔袭，向敌第八十五师师部发起猛攻。敌第五军主力以为“发现”刘邓部主力，邀功心切，赶紧回援。刘伯承见示形动敌、“乖其所之”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跃进大别山，也是刘伯承巧用示形动敌、“乖其所之”谋略的典型战例。当时，跃进任务十分艰巨，毛泽东估计了三个结果：一是打不进去；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1947年8月6日，刘伯承与邓小平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情况，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为了隐蔽战役企图，给敌人造成错觉，他们组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和军区各级地方部队在鲁西南地区展开攻势并到黄河渡口实施佯动，同时命令相当数量船只在黄河上来回游弋，造成刘邓大军将北渡黄河的假象。结果，国民党当局得出“共军将北窜”的错误结论，将重兵集团猬集于黄河南北，企图围歼我军。就这样，刘伯承通过示形动敌、“乖其所之”，置国民党军于无用武之地，掩护大部队开始了战略进攻。等到蒋介石发现我战略企图时，我军已经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向淮河挺进，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敌人的后背上，从而实现了毛泽东最好的预期，为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揭开了序幕。

纵观刘伯承的军事谋略实践与理论结晶，其特点异常鲜明。

一是强调“指挥员研究情况，就要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作综合的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

谈到刘伯承“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邓小平曾经回忆过：“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

二是不拘常法，出奇制胜。

在谋略运筹时，刘伯承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作为战场上的老搭档，邓小平非常折服：“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刘伯承部队一动，奇谋妙略就寓于其中：或隐真示假，造成敌之不意和错觉，声之东而击之西；或造成险恶之势，陷敌于被动挨打的绝境；或调虎离山，或关门打狗，或“围三缺一”而“暗设口袋”；或“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或杀“回马枪”、施“拖刀计”；或避实就虚，“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或“猛虎掏心”求“釜底抽薪”，或“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刘伯承的谋略运用，就连他的对手也“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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