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动荡不安的边疆地区，需要一批熟悉地方事务的武将长期镇驻在那里主持大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的武将慢慢地变成了“地头蛇”，这些家伙在朝廷的默许之下实际上把军职搞成了“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变相世袭形式。就这样，明朝集结重兵防御蒙古的边塞地区逐渐产生了以武将为主的军功集团，明代边塞将门之家。

那时的军队，四处都是义父义子、义兄义弟，比如明末辽东祖大寿旗下的很多异姓将领，都与祖大寿的外甥宁远总兵吴三桂结为兄弟。将帅之间存在异姓兄弟，家丁之间也存在异姓兄弟——家丁们共同承认一个将领为义父，那么彼此之间自然便成了义兄义弟。在这种注重虚拟血缘关系的时代背景之下，兴起了崇拜关羽的狂潮。

关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名将，生得“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史称“万人之敌”。他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跟随汉室的后裔刘备起兵南征北战，为建立蜀国的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在镇守荆州时被盘踞江东的孙吴政权伺机出兵偷袭而不幸被害。关羽死后，备受崇敬，他在正史之中专门有传记，也是小说、戏剧等各种文艺作品的热门人物。他的事迹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上至达官贵要，下至市井小民无不敬仰而交相赞誉。不管是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还是汇集宋元平话以及各种民间戏剧、传说而编撰的明代文学巨著《三国演义》，都记载了大量与关羽有关的英雄事迹，有些是基于活生生的史实，有些是来源于民间的传说，还有的干脆就是经过后人添油加醋的演义。时间越往后推移，关羽的轮廓就越来越清晰，形象也越来越丰满，最终被塑造为一个具有忠、义、勇、烈等优越品格的高大全式的理想人物。

关羽死后，其形象被后人神化，并且在隋唐以后日渐受到儒、佛、道三教的大力推崇。最早将关羽捧上神坛的是佛教，《佛祖统纪》与《高僧传》等佛教典籍记载，隋朝开皇年间，天台宗智顗大师向隋文帝请求封关羽为佛教护法的“伽蓝神”。因而在一些佛寺的大殿中便摆上了关羽的神像，与另一“伽蓝神”韦驼做伴。

道教推崇关羽的时间比佛教晚，但却使关羽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广见录》记载，北宋末年解州盐池干涸，认为是邪神作怪，有道士到玉泉山祈祷，恳请关羽显灵，驱逐邪神。而朝廷遂应龙虎山著名道士张继先的要求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明朝建国，皇室与道教的关系一向密切，关羽便连带沾了光，交上了好运。在万历年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明神宗将关羽的爵位由王升为帝，号称“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不久又改称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思宗在位时又封其为“真元显应昭明汉翼大天尊”。关羽的封号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拗口，所以世俗之人干脆将其简称为“关帝”。

洛阳关林寺壁画

儒教也正面宣扬关羽的忠义精神，按照儒家的礼仪对其进行祭祀。唐代贞元年间，位居荆南节制使的尹裴均，是最早为关羽在江陵地区单独建立庙宇进行祭祀之人，但这只不过是地方公祭，不算国家公祭。当关羽作为历代名将之一进入姜太公庙陪祭时，才算与国家公祭沾上了边。到了宋元时期，关羽继续受到统治者的追捧，先被封为忠惠公，后又获得武安王、英济王、字济王等爵号。关羽由公爵升为王爵，与姜太公的“武成王”都是属于王爵，差不多平级。但是，官方并没有把关羽庙提升到姜太公庙那样的崇高地位，另外，在姜太公庙中，关羽仍然是陪祭者，尽管其身份卓尔不群。到了明朝建立，统治者依旧保持着对关羽崇拜的习俗，朱元璋于1394 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南京鸡笼山为关羽建庙。当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又在京城建庙祭祀。后来，仅在北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关羽庙就达到近百座，而地方上的关羽庙更是不计其数，不过在官方的祭祀礼仪中，关羽庙的地位仍然要比姜太公庙低。另外，在明代中期重新得到朝廷重视的姜太公庙中，关羽也是陪祭者之一。

当道教人士请求朝廷将关羽的爵位由王升为帝，朝中的士大夫们对此是乐见其成的。一些民间人士竟然用关羽来取替姜太公的位置，将其抬举成为“武庙”的代表，与孔子的“文庙”相提并论，并得到地方官的默认而受到官祭。

民间的老百姓在各种戏剧、通俗小说的影响下，兴起了一浪接一浪的关羽崇拜热潮，士大夫们对此加以接受，那是因为这种崇拜现象有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地方。原来，这与中国古代史中的“正统”之争有关。在魏、蜀、吴三国之中，究竟哪一个国家才是最有资格继承汉朝的正统王朝？有人认为是魏国，理由是魏国不但拥有汉朝的大部分面积，而且占有汉朝的旧都长安与洛阳。但也有人认为是僻处西南的蜀国，因为蜀国君主刘备是汉朝皇帝的子孙后裔。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理学大儒朱熹强烈支持后一种观点，他借古讽今，以蜀国为兴复汉室的正统，贬魏国为篡汉的伪政权，这种思想隐喻当时的南宋为正统， 而将入侵中原的金国贬为伪政权，故也是符合儒家经典《春秋》中所阐明的“尊王攘夷”之义， 因而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关羽为复兴汉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自然成为理学中伟大、光明而正确的正面人物。

明朝统治者用宋儒的理学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朱熹的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朝廷很多文臣就是读着朱熹的书而长大成人，并依照儒家的纲常理论作为处世的原则。朱熹所处的南宋王朝，受到金国的威胁，而明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二百多年来也始终受到蒙古部落不同程度的骚扰，这让明朝士大夫们对“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另外，在明代广为传播的《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中，关羽被塑造成为夜读《春秋》的儒将，无形之中让关羽又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加了分，因而像他这样符合理学观念的英雄人物自然容易让士大夫们接受。

很多文官心仪的偶像是姜太公与刘伯温，而军中的将士们更加偏爱的是关羽。关羽具有义父与义兄弟的双重身份，他既与刘备、张飞两位结义，成为义兄义弟，又与关平结为义父义子，因而“义气”便成了关羽身上很重要的一种优良品质。“义气”这个词的概括性很强，既可以与报效国家的“忠义”扯上关系，也可以把私人感情的“情义”蕴含于其中。总之，在家、国难分的中国古代，个人的所作所为要适合那个特定时代的行为规范，必要的时候要为家族或者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做出牺牲。

《三国演义》描述，关羽的一生为了“义气”而不管个人的荣辱得失。作为刘备的义弟，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为了寻找义兄而抛弃了唾手而得的富贵。他过五关斩六将，为了护送义嫂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作为关平的义父，他身为表率，在义子面前任由医生刮骨疗毒而面不改色。他败走麦城，父子同陷囹圄时挺身而出怒斥敌酋，充分表露出了一个军人的勇气，维护了家族的荣誉。明代将门之家为了巩固军事集团内部的秩序，需要提倡关羽那样的“义气”。无论是作为家长的将帅以及作为养子的家丁，还是作为义兄义弟的同僚，关羽都有他们值得学习的一面。

关羽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姜太公、刘伯温，比起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开国武臣徐达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早年扬名立万，丰富多彩的阅历胜过晚年发迹的姜太公。他武艺高强，亲历战阵而不同于文质彬彬的刘伯温。他对君主自始至终忠心耿耿，没有朱元璋那样问鼎天下的野心。他享誉千古，不像徐达等开国武臣那样传出功高震主的流言蜚语。

在明代，《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关羽的故事家喻户晓，而且这些故事早已被改编为各种戏剧，更加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以关公为主角的戏曲作品有《关云长大破蚩尤》《关云长祝寿》《义勇辞金》《关羽却印》《夜读春秋》《单刀赴会》《关羽显圣》《千里独行》《华容释曹》《云长训子》《寿亭侯怒斩关平》《关云长闻讣权降》《云长护河梁会》等。

历史上的关羽现在经过重新包装被塑造为军人的模范，已适合时代的需要。关羽的传奇经历使不少武将产生了很强的代入感，幻想自己代替小说或戏剧之中的主人公，而与主人公产生同喜同悲的感觉。连明朝皇帝也崇拜关羽。永乐年间，《明实录》记载朱棣曾经在北征蒙古时勉励随行诸将道：“关羽、张飞皆是三国时期的熊虎之将，生时忠诚可贯日月，死后百世被人祭祀。古今人才不相上下， 你们可要努力啊。”到了万历年间，南京吏部主事蔡献臣写的《清白堂稿》称， 信奉道教的明神宗每当遇到难题时，便令道人扶乩，恳请道教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的“关帝圣君”显灵，解决疑难。

颐和园长廊上的关羽画像

明代社会普遍相信关于关羽显灵的传说，在很多军队驻扎的地点都有关帝庙，信徒们虔诚地祈求着，希望得到化身为战神的关羽的保佑，军人们临阵前到庙里上两炷香，盼望会起到神灵附体，无往不利的效果。明代继续流传着关羽显圣的神话，例如倭寇在东南沿海四处捣乱期间，官方特意在苏州附近的要害地点浒墅关重修了一座关帝庙，以求其永镇海疆。庙中专门刻有如下铭文：“铁马嘶齿， 金戈后先，再战歼倭，云旗俨然。”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请求关羽显圣，发挥神力消灭来犯的倭寇。

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明朝的边塞将门之家崇拜关羽，而作为他们的对手，那些游牧、渔猎部落以及各种境外政权，也崇拜关羽。既然关羽都同时被敌对的双方所崇拜，那么无论哪一方最后获胜，对这个战神的敬仰都会与日俱增。也就是说，崇拜关羽的现象不会随着明朝灭亡而消失，只会继续下去。

本文摘自《大明战神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