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红肩章的他们,成了红色圣地“播火者”

97年前的那个7月,13名胸怀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梦想的“新青年”齐聚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从1999年开始,一批批身着橄榄绿的“红肩章讲解员”,先后为近2000万名游客义务讲解。他们就是被誉为“红色哨兵”的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官兵。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梦想从这里起航

■孙进军

夏日的申城,烟雨蒙蒙,满眼翠绿,处处充满生机。

上海市兴业路76号,绿树掩映下,两栋青砖黛瓦的石库门建筑,坐北朝南,威严矗立。矾红色雕花,黑漆的大门,墙上写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金字,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97年前的那个7月,13名胸怀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梦想的“新青年”齐聚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从1999年开始,一批批身着橄榄绿的“红肩章讲解员”,先后为近2000万名游客义务讲解。他们就是被誉为“红色哨兵”的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官兵。

挺立红色圣地,不忘来时初心。这里,既是我们党出发的地方,也是官兵梦想起航的地方。

“大家好,欢迎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这天上午,下士蔡晨华像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地为中外游客讲解。刚一开口,两个熟悉的身影突然跃入他的眼帘。那是他的父母亲啊!他心里一阵慌乱,但他迅速调整状态,继续进行讲解。40分钟讲解结束,再抬头望去,两个身影已消失在人群中。

眼前的蔡晨华,1米85的个头,脸蛋圆润,目光有神,笔直的身材,缓慢的语速,一个暖暖的大男孩形象。“我是中队第56名义务讲解员。当兵5年,我利用业余时间共讲了1000多场,70000多人次听了我的讲解。”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蔡晨华是上海人,从他家到中队仅有3公里,到中共一大会址不到4公里。参军之前,他只去过1次中共一大会址。那时,他在上海一所大学读书。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他带领同学来接受红色教育,但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记得,这里是党出发的地方。

兵之初,他的梦想是进国旗班,当一名光荣的旗手,后来他的愿望实现了。但一次经历,他又有了新的梦想。

那天,还是新兵的蔡晨华和战友们一起,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参观。为他们讲解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班长刘铠瑞。只见刘班长端庄的军容军姿、丰富的党史知识、精准的语言表达,赢得游客阵阵掌声。当时,蔡晨华被感动了。

当天晚上,他主动找刘班长聊起讲解员的事。班长告诉他,1999年5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竣工,馆里讲解员人手不够,十中队的义务讲解员解了燃眉之急,这一讲就是十几年。听着班长的讲述,他突然语气坚定地说:“班长,我也想当讲解员,像你一样!”

“讲解员,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班长递给他一摞厚厚的讲解词,接着说道:“两周内背熟这3万字,才有资格参加选拔。”蔡晨华数了数,小小的5号字,足足18页。就这样,他和同期入伍的8名战友展开了竞赛。

凌晨2点,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一束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墙角的床上。伴随着战友此起彼伏的鼾声,侧卧在床的蔡晨华,一手举着微型手电,一手捏着讲稿,嘴里叽里咕噜地小声诵读。读着读着,手电掉落在床上,讲稿铺在脸上,他已全然不知,沉沉睡去……

就这样,蔡晨华白天参加升降国旗、执勤站哨,晚上挑灯夜战、苦记硬背。两周后,中队组织考试,他名列第一,又经过两周试讲,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父母,父亲惊讶之余,丢下一句话:“你不是这块料!”他了解儿子,因为儿子从小不善言辞。

第一次讲解,蔡晨华的确令人大失所望。站在众人面前,他表情紧张,手势僵硬,磕磕巴巴,急得满头冒汗。特别是当他讲到“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有人大声问道:“为什么党的生日是7月1日,而不是7月23日?”他搔搔头,顿时哑口无言。站在旁边的班长刘铠瑞赶紧解围:“战争年代资料难寻,一大召开具体日期当时无从考证。1941年,党中央决定将7月1日作为建党日。7月23日,是之后考证得到的准确日期。”话音刚落,游客们投来赞许的目光。

那天晚上,蔡晨华失眠了。他深刻认识到,要当好一名讲解员,光凭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渊博的党史知识。没几天,《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苦难辉煌》等党史军史书籍,堆满了他的床头柜。

很快,蔡晨华就成了中共一大会址有名的“问不倒”。有一次,一个外国游客用并不流利的汉语问道:“你怎么评价张国焘这个人?”蔡晨华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对于张国焘,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建党初期,他曾做出过贡献,而且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后来,他丧失了信仰,萌生了野心,企图分裂党、分裂军队,甚至想另立中央,最终沦落为历史罪人。”这名外国游客听后,伸出大拇指,满意地点了点头。

蔡晨华的完美表现,赢得越来越多的赞誉。其实他更在意的,还有父母的肯定。他几次邀请父母前来听他讲解,父母都婉言拒绝了。那年“七一”前夕,父母无意中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儿子声情并茂讲解的画面,他们决定去现场看一看。

人群中,蔡晨华自信地讲,父母仔细地听,边听边默默地为儿子鼓掌。回家后,父亲发来一条信息:儿子,好样的!我和你妈为你点赞。

副队长杨泽楠,从十中队的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名干部,也曾当过3年义务讲解员。至今,他一有时间就来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听战士们讲解,纠正他们的不足。他常教育战士:“我们不仅要讲好党史,更要像革命前辈那样爱党爱国、忠诚担当。”

杨泽楠结合自己的讲解经历,将参观者的提问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求知之问”,如“列席一大的尼克尔斯基是什么人?”第二类是“解惑之问”,如“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一大会议?”第三类是“刁难之问”,如“张国焘是建党功臣?还是历史罪人?”等。对于不同的问题,他教战士一一准确应答。他说:“无论哪一种提问,都要求你们对党史军史烂熟于心、了如指掌。”

对于杨泽楠而言,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两个人至今让他记忆深刻。一位是陈潭秋,另一位是王尽美。那一天,当他正向游客津津有味地介绍陈潭秋的生平时,一位80多岁的老者突然发问:“你刚才讲到,陈潭秋同志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据我所知,他1943年就牺牲了。这是怎么回事?”杨泽楠顿时无语,憋得满脸通红。老者见状,摇摇头独自参观去了。

讲解完后,杨泽楠找到老者,虚心向他请教。原来,老者是一位退休的党史研究员。他说:“1939年,陈潭秋被派往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被反动派盛世才监禁,在狱中坚贞不屈,于次年9月惨遭杀害。由于消息隔绝,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杨泽楠听得很专注,后又缠着老者问个不停。在王尽美生平介绍前,老者指着王尽美的黑白遗像说道:“王尽美是中共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第一个离世的人,年仅27岁。这张照片,是他1923年在北京一个照相馆拍的,也是他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他还介绍,当年王尽美托人将照片带回家,母亲小心翼翼地将照片用布包好,在泥墙上挖个洞,将照片藏了进去,又在外面糊上一层泥。直到解放后,山东省委到村里收集王尽美的遗物,才在泥墙中扒出了这张泛黄的照片。

听着听着,泪水轻轻滑过脸庞。杨泽楠抹去眼泪,暗下决心:做人,就要做个像王尽美和陈潭秋这样的人,做一个对党忠诚、不畏牺牲的人。

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召开。当时还是下士的杨泽楠带领国旗班,担任了世博会的升降旗任务,由他担任撒旗手。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他手臂绑沙袋,加班加点刻苦训练,胳膊肿得像面包。184天里,精准升降各国国旗6500余次,次次曲终旗到、分秒不差,国旗班被武警部队荣记集体一等功,杨泽楠也被破格提干。

红色圣地,滋养英雄品格。有一次,杨泽楠奉命协助公安抓捕一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堵截后,见只有杨泽楠一人,便一手持刀,一手掏出厚厚一沓百元大钞,叫嚣道:“放我走,钱归你。不然,我们一块死!”杨泽楠临危不惧,一个箭步冲上去,迅速将其制伏。当场缴获管制刀具6把、赃款38000余元。

在离中共一大会址不远的上海市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中共二大会址。这里是第一部党章诞生的地方,也是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地方。这里诞生了太多的“第一”。

徐少楠曾是十中队的一名士官,也是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的讲解员。去年年底转业时,他被上海一家知名公司“抢”去,当了董事长助理。但工作之余,他总爱故地重游,一来看看徒弟们的表现,二来想了解下这里何时向社会招收志愿者。

6月9日,在徐少楠引领下,我第一次走进中共二大会址。一进党章展厅,头顶LED屏上一组鲜红的数字立即映入眼帘:35020。徐少楠介绍说:“这个数字,表示党章诞生天数,每天都在更新。”顿时,我像是穿越了时空,一下子被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在这里,徐少楠向我讲述了一对父子冒死保护第一部党章等党史文物的故事,令我动容。这对父子,就是张人亚(又名张静泉)和他的父亲张爵谦。

1927年底的一个午后,在上海发动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张人亚,悄悄潜入位于宁波霞浦镇霞南村的家中,将一包书报文件交给父亲说:“这是一些非常珍贵的文件,一定秘密妥善保管。”交代完后,张人亚当即返回上海。

傍晚,张爵谦将文件悄悄拿到自家的菜园,塞进停放张人亚亡妻棺材的草棚。几天后,他向邻居佯称,静泉常年在外不归、杳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亡。接着,张爵谦在村东头的山岗上,为张人亚和他的亡妻修了一座墓穴合葬。张人亚一侧的衣冠冢,放置的是用油纸层层包裹的书报文件。为防别人生疑,墓碑上故意少刻了一个“静”字。

张爵谦在白色恐怖中煎熬了20年,上海、宁波都解放了,儿子还是没有回来,他预感到儿子是凶多吉少。“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交给共产党。”1951年,年近八旬的张爵谦挖开墓穴,打开棺材,拿出那包书报文件,委托在上海工作的三儿子张静茂,将其交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打开一看,工作人员顿时惊呆了:里面共有珍贵文物36件,光一级文物就有20多件,如《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中共二大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等。后来,张爵谦通过一份报纸刊登的消息得知,儿子张人亚于1932年12月由瑞金赴福建长汀苏区途中因积劳成疾病逝。临终前,张爵谦欣慰地说:“静泉是为党的事业牺牲的,值!”

这个故事,感动了一批批前来义务讲解的官兵,每天也在感染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有一次,一个日本老人听了张人亚父子的故事后,走上前拉住徐少楠的手,用生硬的汉语说:“你讲的这个故事很感人,明年我要带着全家再来听一遍。”第二年4月,这位老人果然带领全家老少13口人,专程来到上海,现场聆听了这个故事。

“身处红色圣地,播撒信仰的‘火种’。通过我们的讲解,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徐少楠深有感触地说道。有一次,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阿姨,对墙上的图片资料很感兴趣,几次挣扎着想站起来凑近看都未成功,急得直跟家人发火。

徐少楠见状,赶紧走上前,将老人轻轻扶起,背起老人一张图一张图地看,一个版块一个版块地介绍。1个多小时的参观结束后,望着汗流浃背的徐少楠,老人含着泪说:“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过去共产党人红心向党、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更看到了今天的人民子弟兵忠诚奉献、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

今年“七一”那天,徐少楠被中共一大、二大会址招收为讲解员志愿者,他兴奋地说:“我会带领公司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光荣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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