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25日上午，胡宗南所部整编第31旅在延安附近的青化砭，被彭德怀西北野战兵团以伏击战全部消灭。这是胡部占领延安后，我军的第一个歼灭战。

虽然青化砭战斗规模不大，歼敌2900余人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此战除补充了西野部队（主要是教导旅）延安保卫战的消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交战双方心理上的影响。

胡宗南长年与解放军作战，是敌军中对解放军作战富有经验的高级将领。1936年冬山城堡之役，胡宗南部轻躁急进就曾为彭德怀所指挥的红军所挫，孰料十年之后，覆辙重蹈，痛定思痛，狂妄之心遽收，畏惧之念渐起。当然，胡宗南不肯也不敢从战略指导失误的角度去总结，而是将三十一旅失利的原因归之于：“一因兵力之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用川道，致遭匪伏击不能应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胡宗南手下原1师的“老人”也就势对只有黄马褂（黄埔军校毕业）而非1师出身的李纪云踩上一脚，说是“李纪云没有作战经验，凭牌子当官，现在牌子吃不开了”云云。鉴于上述“经验”，胡宗南改用所谓“方形战术”，将主力集中在一起，以免分散被歼，遂开“武装大游行”之滥觞。

对于解放军而言，此前虽然已经决定西野主力就现地和胡宗南部周旋，钳制胡军不使其东调。但从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出发，对陕北局势的设想是“主要靠陈谢从外线解围”。此战之后，信心大增，彭德怀甚至乐观地提出“力争停止敌人于蟠龙、永坪、延川线以南”，并要求“陈谢纵队应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以为战略上的配合。毛泽东则认为“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虽单靠西野独力支撑陕北战局的决心尚未真正形成，但较半个月之前的看法已经有了转变。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青化砭之战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定下决心：将统帅部首脑机关留在陕北。

此前，统帅部首脑机关并未决心留在陕北。任弼时在25日起草的关于保障首脑机关的安全问题的指示中，称统帅部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均移至晋西北。当日晚，由任弼时起草，刘、朱、周、任联名致电在任家山的毛泽东，判断：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南面敌大部集中，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时正面恐难找到歼灭的机会，因而“要准备敌人进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窑堡、绥德”，“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即须东进”。可见书记处多数成员主张过黄河，将统帅部迁至晋西北。

接任弼时电报后，毛泽东当晚由任家山赶到王家坪，力排众议，提出：“我不能走，大家最好也不走”。经过26日一天的商议，终于定下了决心。3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我决定在陕北不走”。同日，毛泽东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对任弼时25日电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用以支持其观点的即是青化砭之战的完胜。同时，亦告知贺、李：“统帅部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当然，其他书记处成员恐怕未必都有毛泽东那样的自信。任弼时26日电令王震，秘密从延水关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船，拽到辛关渡，交赵立仁支配。这大概就是备不时之需的。

28日夜，毛、刘、朱、任等率机关转移至绥德以南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周恩来则赴晋西北负责布置中央直属人员转移的具体事务。

3月29日至30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会议，决定以刘少奇、朱德组成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统帅部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主持工作（亦称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留陕北的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了支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和“亚洲部”等），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下属四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军委一局由童陆生（后张明、张清化）负责的作战组编入一大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作战指挥业务工作；二大队由军委二局派出的人员组成（戴镜元负责，后胡备文），担负技术侦察工作；三大队由军委三局的人员组成（黎东汉负责，后崔伦），担负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四大队为新华社。

由此，进入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本文作者 ：严可复，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