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取决于那些应为政策负责的人和公众的信念与观点，但同时也受到包围他们的更广泛的环境的影响。

二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同样受到政府决策者与许多日本民众思维变化的方式以及变迁的国际环境的影响。

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共识的增长与随之而来的制度演化。日本的战后安全政策起步于该国将单纯依赖非军事手段的前提，但在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和增加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的过程中，建设某种程度的军事能力的理念在冷战和冷战后时代逐步得以确立。这方面一个特别的象征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就紧急事态立法――在冷战期间曾被认为是一个禁忌――而达成的共识。

其二是安全政策应采取综合方法的理念已牢固确立。安全措施的三个层次的方法――日本自身的努力、与盟友的合作、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一直被用于最近的《防卫计划大纲》（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的修订。综合方法对国家安全的目标也有影响。该大纲的最新版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防的定义，并涵盖了包括保护人民的安全、改善日本周边和更广泛的世界的国际安全环境、保护人类安全等更广泛的目标。当然，安全挑战是无穷无尽的。

就日本自身的努力而言，仍有如下值得讨论的空间：

（1）对日本而言，以何种方式装备其自卫队是可取的？

（2）在与邻国的关系方面，日本如何才能在维持适当的防御与威慑力量的同时还能制定一个可以避免陷入安全困境陷阱的政策？

（3）在与盟友的关系方面，当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时，在当前政府对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释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日本向其伙伴提供适当的支持是否是可能的？

（4）自卫队在参与维和与其他类似行动中的武器使用标准，是否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合作相匹配？

（5）更为根本的是，过去制定的有关参与国际和平行动的宪法解释是否是适当的？

毫无疑问，将人类安全作为日本外交的支柱和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扩大了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范畴。

日本政府及其人民倾向于将“人类安全”这一术语主要地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暴力的概念联系起来。改善这些问题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安全被与日本的国家安全联系了起来。

所以，使用各种传统上不被认为是达成安全政策的手段的措施以向人类安全做出贡献，对日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这一政策的自然延伸是，人类安全必须同样为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民提供保证。

人们可能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提供了充分的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将必然导致从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意义上而言的人类安全。

但是，经历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灾难的日本人民可能会意识到，紧急情况可能会造成超越了公共安全与社会安全的通常议题的人类安全困难。

在日本过去的安全讨论中这一方面从来没有缺席。

把政策付诸实践是一个永恒的挑战。

假如安全应该以一种综合方法来解决，那么一个成功的政策不大可能通过垂直分割、独立行动的各个部门来实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掌管安全政策。但单纯地建立一个委员会和秘书处，并不能自动地将一个真正综合的政策变为现实。

并且，如果国际社会的人类安全直接影响日本的国家安全，那么很自然地安全政策与官方开发援助应该紧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该如何协调？这是一个进一步的挑战。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人类安全相关的议题都不仅需要国家的参与，还需要与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进行合作。可能没有什么万应灵药。但至少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