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

[日]上野千鹤子 著

译林出版社

最近引进出版的日本著名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新书《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通过对日本的医疗、看护、护理等最新情况的全面调研，分享自己为晚年生活所做的准备，带给读者“一个人在家带着尊严离世可以实现”的信心。在老龄化社会日益临近、独居人口逐渐增多的当下，她的观察和心得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老人面临的种种烦恼和问题，要下大力气研究

有个医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老人的女儿，年轻的时候长期待在国外，到了中年的时候，说是担心她母亲老了一个人怎么办，于是回到了母亲身边。过了一段时间，她来找医生商量，说：“我觉得我母亲的状态不正常，我想送她去养老机构。”

医生盯着她的脸说道：“我觉得你才应该从那个家里搬出去。”

如果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这将是一宗谋杀案的开始，涉及乡村别墅、城堡、遗产什么的；如果在东野圭吾的笔下，谋杀可能已经发生；但是在上野千鹤子笔下，这是《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书中的一个案例，反映了日本老龄社会的新变化。

上野千鹤子不无揶揄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儿只好在附近租了房子，搬出去住，听说分户居住以后，她母亲的情况就好转了。

上野千鹤子，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年74岁，没有家庭和孩子，一个人生活；她长期研究日本的老龄化问题、老年人独居问题。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她坦率地写道：“我一直说，我是为了一己私利在从事研究……我见过太多的老人，我知道根本无法奢望生前健健康康，死时十分突然。死亡就像一条下坡路，我们只能缓慢地走下坡去：慢慢地失去自理能力，吃不下饭，喝不下东西……我想，独自一人生活的我，也将会独自一人走过这段下坡路，然后某一天独自一人在家中去世……将来如果我一个人静悄悄地离世，过了几天被人发现，我不希望别人说我是‘孤独死’。这便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在上野千鹤子研究老龄化问题的近20年时间里，日本独居老人数量急剧增加，同样急剧变化的还有日本社会对于老年生活的观念。

书中提到一本男性周刊特辑，讲的是“当你变成一个人的时候，你还这样做就失败了”，清单包括：“和子女同住”“给孙辈出学费”“把财产留给子女”“再婚”等等。

上野千鹤子不禁感叹：“今天的常识到了明天就很荒谬，今天很荒谬的认知到了明天可能就很正常。”

记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常常惊讶于日本人的观念与我们差别好大。

但是观念是社会现实的产物。日本医疗护理资源非常充足；日本2000年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年满40岁的居民强制加入并缴纳保费，费率一般为居民年收入的3%，年满65岁可申请享受服务，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护理、做家务等，所产生的费用由护理保险支付70%—90%，参保人自付10%—30%；由于护理保险费实际上是一笔税收，当地政府很害怕被说成“收了税却不提供服务”，于是设立了“护理保险科”，投入了“最精锐的公务员”，甚至在开始阶段还挨家挨户访问，看有没有哪一家可以使用护理保险。如果知道这些，就会明白日本人的观念变化其实是有根据的。当然了，书里也承认，这一制度运行20年后，日本政府变得不那么大方了，可能要“收紧”护理保险；作者想要动员民众，捍卫这一制度。

但是，“护理保险”的确影响深远。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年过八旬的独居老人上村先生，患有认知障碍，他一直使用“护理保险”，最后在家里去世，那么生命最后3个月他这方面花了多少钱呢？包括医生、护士、护工、药费、交通费、夜间护理费、死亡证明费在内，每个月大概自费7万-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00元。

不轻易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对老人这个愿望要慎重考虑

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日本老人可以无需考虑其他因素，而是单纯凭自己的心情、喜好来决定，要不要跟孩子生活在一起。

到了这一步，其实人性是相通的。书中用调查得到的数字说话，“其实大家都明白，对老人来说，和心意不通的家人住在一起才是最寂寞的”。

作者索性说：“我想拜托我们的媒体从业者，不要一味展示独居者的负面形象，也要报道他们的正面典型。只要看一下周围，我们就不难发现，到处都有开开心心生活着的独居老人。”

作者提出，“称心如意的老年生活”需要三个条件：老人不应该离开自己熟悉的家；比起有钱，更应该有人（亲朋好友）；不迁就他人但又自律的生活。

这就可以理解本文开头那个故事了，想要“鸠占鹊巢”，把老人搬去养老机构，别的不说，起码很不利于老人身心健康。

既然平时独居也不错，接下来的问题就顺理成章，即所谓“孤独死”。对此，作者认为，死亡是一个逐步缓慢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被护理人员看在眼里的，当他们觉得老人“快要不行”的时候，就会通知老人的子女及时过来，顺便带上丧服。

然后，作者言归正传，指出防止“孤独死”真正的诀窍：孤独死的人，生前就过着孤立无援的生活，所以只要活着的时候不是孤立无援，就不必害怕会孤独死。

接下来作者“毒舌”了一番：“孤独死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而且年龄都是55岁到60多岁的。这些人甚至都不算是老年人（在日本，65岁以上才算是老年人）……孤独死其实是属于中老年男性，而非老年女性的问题……独居女性完全不用害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和男性独居者不同，很多女性独居者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日本社会认为上班族是社会人，但不认为家庭主妇是社会人，可奇怪的是，男性上班族多年工作所积攒下来的社会经验和人脉，在他们老了以后却派不上一丁点用场……而且，男性的社会经验和人脉大多是基于利害关系的，没了利害关系，可能也就不会来往了。”

作者进而认为：离婚以后，日本男性往往会轻易抛弃原来的家人，而作为“回报”，他也会被家人抛弃。这也是日本男性容易遭遇“孤独死”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很多日本老人死亡后被弃置在家，其实与家属不报，以便继续领取养老金有关。

她为什么要对“生前预嘱”说不

书中写道：不想在养老院、也不想在医院，而是在自己熟悉的家中、以自己的方式迎来最后的时光——这恐怕是很多人对自己晚年的期许了。

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老人有认知障碍怎么办？根据日本官方预测，到2025年，将有700万老人患有认知障碍。一想到这么多老人失去自理能力，逐步失去记忆，甚至会把粪便弄到自己身上，是不是就会觉得“非要依靠养老机构不可”呢？

作者很反感养老机构，指出，大部分老人都不是自己想去，而是被家人送去的。她果断地写道：“就算是认知障碍症患者，只要你把饭菜端到他面前，他也会睁开眼睛吃的。毕竟，一个人想要活下去，食欲是关键。所以，只要还能吃，就大胆地吃。”作者列举了一些学术前辈患上认知障碍的例子，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认知障碍，与其做保健操预防什么的，还不如迈向一个“患上认知障碍以后仍然美好的社会”。

她写了一个案例：有一位父亲患上了认知障碍症，他自己一个人住，而他的儿子儿媳则住在附近新盖的房子里。一进老人家里，气味熏人。护工上门来的时候，也只能默默地去打扫。周围的人都很不解，老人的儿子儿媳明明可以把父亲接到新盖的房子里，为什么偏偏不那么做呢。实际上，老人的儿子是在跟护理援助专员商量之后，才下定决心，不把父亲接过来一起住，因为父亲的家就是父亲的家，他自己在家里想怎样就让他怎样。通过这种方式，儿子保护了自己的妻子，确切地说，是保护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

读到这里，记者一开始也觉得“怪怪的”；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放在护理保险制度的前提下，每天有人来照顾清洁，那么，让老人住在熟悉的自家房子里，即便是随地大小便，也比住在养老院要好吧。

书中写道：进食、排泄、洗澡，这就是护理的核心，只要这三块没问题，哪怕是记忆逐步丧失，也可以开心活下去！“如果将来我变痴呆了，那我希望，只要我还吃得下饭，就请一定让我活下去。”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作者同样反感“生前预嘱”。

作者的父亲是癌症晚期，他自己是医生，懂得病情，今天他说：“让我早点死去吧。”可过了几天却说：“我想转去康复医院。”当家人四处奔走找到康复医院时，他又变卦：“算了吧。”一家人就这样被他起伏不定的情绪折腾来折腾去。作者从这段经历悟出，走向死亡的人，他们的心情会变化，会摇摆不定，人们在健康时所写的那些意愿什么的实在信不得，“而且我也不再认为，将提前决定的事情贯彻到最后是可贵的”。

她犀利地写道：“（如果根据生前预嘱在某个时刻放弃医疗，就相当于）写生前预嘱的那个过去的我，给经历变化后的现在的我判了死刑……当自我不再保持统一的时候，还去追求自我的同一性，难道不是过去的我对现在的我的一种越权行为吗？……（关于生前预嘱，听到的都是来自家属和医护方的赞誉）那样他们就不用犹豫、不用思考，只要按生前预嘱执行就好了。”

相反，作者极力称赞一位医生，该医生在回答“要不要对临终者采取紧急抢救措施”的时候说：“在生死的问题上，没有正确的答案，只要家属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犹豫到最后的最后就可以了。”

记者认为，这种犹豫，是人道和温情的表现，人道和温情是奢侈品，需要经济实力和制度保障来支撑。

该书最后的呼吁是很有力的：一个能让独居老人安心在家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可以让子女放心把父母单独留在家里的社会。一个不能让人安心老去的社会，它的年轻人的未来一定也会很危险。我们要去建设一个即便需要护理也能让人感到安心的社会，一个即便患上认知障碍症也能安心生活的社会，一个即便有残疾也不会被杀害的社会，而要建设这样的社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汪宇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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