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和参政履职的重要要求。农工党的主要创始人邓演达在其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始终践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追寻中国革命的真理。
俯身一线，立足军校培育军事人才
1920年11月，粤军第一师成立，师长邓铿为扫除旧军队的颓废习气，决心认真整训第一师。邓演达被委任为师部少校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不久又受命组织工兵营、兼任军官教育班班主任。他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士兵同吃同住，对患病的官兵予以特别照顾；经常约见各连、排、班长谈心，从建立官兵感情和改善官兵生活入手，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人事升迁则根据各人的特长表现，力求公正。邓演达扑下身子，以实践为基础推动第一师的整训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他所带领的工兵营军纪军风焕然一新，成为模范部队。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邓演达先后两进黄埔，继续致力于革命军人的教育培养工作。1926年初，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主持校务。为提高教学质量，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查摆问题，及时研究，及时解决。为使学生学习好、生活好，他还常到食堂、宿舍视察调研。在食堂，他鼓励炊事员做好饭菜；在宿舍，他向同学们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地予以关怀。他经常组织学员到地方参加群众大会，使学员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从而走出一条军事与政治并重、开放办学的新路子，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邓演达为“黄埔军校的好教育长”。
初赴海外，探寻革命真理
1925年初，邓演达远赴德国留学，他沿途考察民情，从一些细微的事情和生活情节中了解社会，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在德国期间，邓演达专心于学术研究，涉猎经济、政治、社会各学科，所读书籍包括马克思著作在内，不下数十种。他一面阅读名著，一面与朋友们深入探讨，还经常去柏林大学或其他场合听名人演讲，和朱德等共产党人密切交往。邓演达一直关注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积极参加在德国的国民党活动，到几个城市发表演说，向德国社会民众介绍中国情况，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925年8月，邓演达前往莫斯科，学习、考察约两个月，他说：“要实地看一看革命成功的俄国的样子，并且顺带求革命的知识。”邓演达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的各阶层人士，讨论和研究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写了几万字的笔记，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详细分析，深刻认识到联俄的极端重要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要联合起来反对俄国，因为俄国系共产的国家，他们不愿意共产，所以反对他（它）。但是，中国的革命，的确是要同俄国联合起来，才可以成功”。
一年左右的游学，对邓演达的革命思想影响巨大。1926年1月，邓演达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报告，阐述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首先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广东国民政府为欢迎国民党二大代表举行的宴会上，邓演达所作的《关于游欧的报告》突出强调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博得了与会代表的赞赏，正如《张发奎口述自传》中所说的，邓演达从欧洲回国后，思想上有了很高的升华。
二赴欧亚，学研结合创立平民革命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到1930年5月，邓演达再赴海外考察调研。在苏联的高加索，他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体察到了较为落后的高加索地区在联共（布）领导下，生产力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在德国，他对德国的一般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社会民主党人多次会谈，探讨有关问题；结合中国革命问题，勤奋学习革命理论，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的根据》《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等；他在给郭冠杰的信中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以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在英国，他与费边社的人见面，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撰写《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重申“解决中国革命的重点关键是农民问题”。在意大利，他撰写了《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要求的国民会议》。在土耳其，他到安卡拉和康尼亚的农村考察。在印度，他约见了甘地助手尼赫鲁，交换对革命的意见，并深入拉哈尔、德里的农村进行调查考察。
国外游历期间，邓演达勤学革命理论、坚持调查研究；广泛联系同志，探讨革命问题；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三年里，他先后到了苏联、德国、挪威、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印度等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情况，以及工人、农民、市民的生活情况，为寻求中国革命道路，锲而不舍、勇于探索，逐步形成了他的“平民革命”思想，创立了“平民革命”理论。
深入调研，推动农民运动
邓演达出生于农村，在军旅生涯中，也一直重视调查了解各地农民生活、社会地位等情况。1926年6月，他主持召开总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重点讨论了农民运动问题。邓演达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要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更多更好的农民问题的材料，使将来能够提出解决农民问题更加具体的方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推进，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邓演达的主导下，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分别组织了农民调查团和农民问题研究会，在北伐途中“着重农民生活及土地分配的调查与研究”，配合政治工作的开展。在衡阳北伐军全体政工人员会议上，他一再叮嘱政工人员要认真调查沿途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土地分配情况，并作详细报告，作为考核工作成绩的主要项目。
1926年10月，在邓演达的推动下，北伐军总政治部成立农民运动问题讨论委员会，作为专门研究农民运动的机构，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陈启修等为委员，毛泽东和苏联顾问都曾到会报告农民问题。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4月10日，邓演达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对湖南农民运动大加赞赏，指出“湖南农民运动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
为满足各地对农运人才的需要，经毛泽东倡议，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成立。作为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农讲所实行常委负责制，毛泽东、邓演达等担任常委，毛泽东实际主持农讲所工作。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和革命主张，农讲所始终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仅要求学员学习革命理论，还要求学员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参加实际斗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有力推动了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发展。
1927年前后是邓演达与毛泽东交往最为密切的时候，他们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研究农民运动的理论问题、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多年后，毛泽东还说：“大革命时期，我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孙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