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辞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因为这位百岁老人曾在中美关系改善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他的去世在中国尤其引发纪念和缅怀。有人说基辛格代表着一个时代，他的去世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这种评论有其道理，但不全面。严格来说，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基辛格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务卿任内所经历和代表的时代主要是中美关系的启动阶段，现在则早已过渡到了新的阶段。

基辛格当年的秘密访问是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战略家，他把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分歧之上，对于推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尼克松总统主动跨过大洋访问尚未与美建交的中国，功不可没。从那以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并深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直到冷战结束。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基辛格在加紧与北越政府秘密谈判的同时着力推动中美关系破冰，事实上美方也是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基础上才得以相对体面地退出越南，摆脱战争泥潭。随着“大三角”格局的持续以及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帝国坟场”，美国最后赢得冷战。

就此而言，基辛格之所以重要，就因为他是冷战进程转变的推动者，是中美关系改善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的幸运，他的坚强和自信加快了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但同时，他也是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和中美战略合作的受益者。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机遇使基辛格有机会站在时代转折点上，不是旁观而是切实施加自己的影响，彼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帮助塑造了后来的基辛格。

基辛格的影响显然又是超越冷战的。冷战结束后，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共同点开始减少。但中美关系并未就此止步不前，反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冷战终结也阶段性终结了以地缘政治为纲的国际政治思维，这削弱了地缘政治合作基础消失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冷战结束助推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在地理上覆盖绝大部分国家，因而也开启了大国战略竞争的新模式即自由贸易模式。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从之前的军事建设、核力量发展和国际政治权谋，转向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在此阶段，中美都实现快速发展。冷战刚结束时，日本加上德国的GDP总量一度大于美国，但现在日德GDP总和已经不到美国一半。冷战刚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现在则已超过18%。在冷战结束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美都享受到了巨大红利。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至少在华盛顿的战略定位中，中国不再被视为可以选择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是不可选择的竞合对象乃至逐渐成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被越来越多渲染，一些“硬实力”领域的差距又被逐渐缩小，使中美关系越来越被担心具有陷入“新冷战”的可能性。当前，地缘政治竞争与意识形态差异显而易见地被华盛顿重新拉回到中美关系之中。但当今时代的特征以及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又改造或客观上抑制着在中美之间引爆一场“新冷战”的固化思维，使得冷战不再成为中美两大国的最优解。

世界再无基辛格，这是一大损失和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基辛格作为美国政府高官的外交实践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烈地缘政治对抗的产物。如今，国际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日深已经深刻改造了国际社会现实，人类文明和战略观念也都发生重大变化，这个世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基辛格时代相比也已大为不同。与基辛格访华时代相比，中美关系的发展水平更高，相互依赖水平也更深，虽然当下面临新的困难与挑战，但至少不再需要像基辛格当年那样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启动中美关系。这一点本身就构成了基辛格的成就之一，是基辛格政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中美关系不再需要像当年那样艰难地从零开始，但仍需更多基辛格那样的国际洞察力以及超越价值观鸿沟的战略担当。国际格局正处在新一轮复杂演变之中，新的时代新的人物也正在涌现。我们纪念基辛格，同时也要走出基辛格，甚至力求超越基辛格，积极拥抱变化和未来。（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