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黑马奔腾，冷门频出，长期被中国股民霸占的天台，惊喜地发现爬上来了一群中国球迷。作为全球第一个备战2018年世界杯的国家，我们顺利地把除国家队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送到了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没法给自家队伍呐喊助威的中国球迷，在喝酒撸串之余，都免不了买上两三注，小赌怡情一把。据说，本届世界杯有超过2000亿美金流入博彩市场，而每100个下注者中，有27个是中国人。对于这种闲来玩两把的场子，中国人似乎总嫌不够多。每四年踢一次的世界杯，顶多也就几百万人在里面小赌怡情；每周开盘五天的股市，则有几千万人炒得流连忘返；而365天都能搓的麻将，更是有上亿人无论日夜寒暑玩的乐此不疲。

​无怪乎胡适目睹国民疯狂搓麻，在1930年撰写《麻将》一文批判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夜的吗？胡适虽然对麻将口诛笔伐，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资深雀友，他的乡下太太江东秀更是麻将高手，几乎每日都聚集起一帮太太小姐，从上海搓到北京，从北京搓到台北，一度靠赌资贴补家用。胡适本人牌技比老婆差许多，牌桌上却尽是鸿儒大家，如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人。徐志摩的牌技要远胜于胡适，打起麻将来行云流水，来去如飞，经常杀的胡适片甲不留。不仅如此，他还在牌桌上总结出一套男女关系理论：“男女之间最规矩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因此对交际花老婆陆小曼，徐志摩提出了别出心裁的要求：跟别的男人一起抽大烟可以，打麻将绝对不行。不过胡适和徐志摩任教的北大，如果要组一个麻将代表团，是万万搓不赢隔壁清华的。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打起麻将比北大校长胡适生猛许多。他日记里常出现“饭后看竹”等字样，其实就是饭后打麻将。梅校长毕生清廉节俭，但在麻将桌前却豪迈随性，在1956-57年筹建新竹清华期间，他忙里偷闲打了85场麻将，每周都要上阵，其中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共输掉1650元，而当年台北的一碗阳春面也才不过卖一元钱。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在雀友届也不遑多让。1919年，梁启超参加完巴黎和会之后回国，朋友过来请他演讲世界局势和列强动态，梁启超却表示：“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大惑不解，梁启超解释道，所谓四人功课就是搓麻，众皆愕然。而梁启超在清华做国学导师时，有一句名言更是满校皆知：“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此处的打牌指的就是打麻将）。”据说梁启超很多惊世雄文，都是在麻将桌上口述而就。相比之下，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自己定下的“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的戒律，则显得拘谨许多。大师济济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更是雀友届重镇，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浦江清等大教授，皆是麻将的拥趸。即使在西南联大艰苦岁月里，中文系的一众教授们，也经常趁着春节中秋的难得闲暇，去闻一多教授家搓上八圈十二圈。国难期间，研习“国粹”也是救国。国粹并非小布尔乔亚式知识分子们的独爱，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时常拿来消遣。主席曾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红楼梦，三就是麻将。在延安时，他就经常跟叶剑英及他的政治秘书师哲等人一起打麻将。

​而总设计师在1989年退休后，也经常安排在周三周六周日打桥牌，周二周四周五搓麻将。甚至连欧美日等国，也被中国麻将席卷。早在1920年代，136张麻将牌，就披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越过《排华法案》的封锁攻占了美国全境。1923年，大约有1500万美国人在玩麻将，中国留学生甚至可以靠教麻将混饭吃，全美麻将年销量高达150万副，来自中国原装进口的骨牌更是被抢购一空。 不过欧美的麻将热潮，一阵风刮过后就逐渐消停，唯有中国，从清末民初麻将诞生以来，国民的搓麻热情就一直高涨如虹。从巴蜀到中原，从关外到江南，投机欲向来满格的中国人民，在麻将桌上谋略攻伐，算计角力，甚至连地震、水灾、冰雪、台风都阻挡不住全国人民大战四方的热情。

​因此，假如胡适穿越到现代中国，看到十亿人民九亿麻，诘问中国人为何在四方阵里浪费如此多的光阴时，一定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十字箴言：麻将恒久远，幺鸡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