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张彧

2021年8月31日，浙江省委召开高规格的文化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提出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

宋韵遗迹，俯拾皆是。浙江新闻客户端推出《你不知道的宋朝》栏目，揭开这段历史的一角。　

世界杯即将响起“终场哨”，有人打道回府端起了酒杯，有人高歌猛进瞄准了金杯。世界足坛在期待辉煌璀璨的故事，只有中国足球在续写恨“铁”不成钢的事故。

于是有网友揶揄：“如果世界杯办在宋朝，今晚的决赛估计就是中国球迷的不眠夜。”

实际上，从2001年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短暂辉煌”后，每逢世界杯，都会有人拿宋朝足球的光辉往事来说事，仿佛自高俅之后，中国足球不是“睡死”，只是千年未醒的“睡狮”。

这事倒不是胡吹大气，因为国际足联确实盖章认证过：足球起源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而至宋一朝，从群众基础到竞技水平，足球都步入了黄金时代。

如果宋朝也有世界杯？网友们的大胆畅想固然是苦中作乐的自我调侃，但对于刚刚因德寿宫“出圈”，又即将迎来亚运会的杭州来说，仔细思索这样的假设，认真琢磨世界杯落幕后的故事，却未必不能有所得——

有钱有闲的宋人，为何爱蹴鞠？

宋代足球，当然要从高俅说起。那时候的足球还叫“蹴鞠”。

很多人对于大宋蹴鞠的印象，大都源于《水浒传》——

“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

作为“蹴而优则仕”的最佳代言人，高俅的球技自然十分了得，他能把气球踢得“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无论身体哪个部位，“一身俱是踘就”，活脱脱就是宋朝版的“小罗”。

虽然描述多少与史实有所出入，但小说这样写，有真实素材，也有历史背景。

故宫有幅元朝画家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画面上全神贯注踢球的六个人，组成了世界足球史上最豪华的出场阵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他的弟弟、大宋第二任皇帝赵光义，宰相赵普，开国功臣楚昭辅，大将党进和石守信。

大宋的足球火到什么程度，各种正史野史的记载比比皆是。

宋话本《钱塘梦》形容杭州：“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毬”。翻译一下：杭州但凡有块空地，不是栽花就是踢球。这样的普及度和硬件设施，连今天的杭州都要羡慕嫉妒。

司马光的“东城丝网蹴红毬，北里琼楼唱石州”，咏的是宋时的社区足球；陆游的“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记录的是乡村足球的闹猛；潘阆的“散曳醉僧来蹴鞠，乱拖游女上秋千”，狂篇醉吟，却白描出了蹴鞠在宋朝的“不拘一格”。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对蹴鞠运动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宋代之所以成为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与全民参与的热情密不可分。

很多人会很奇怪，以诗词歌赋优雅生活著称的宋人，为何会那么爱踢球？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钱有闲，宋代市场经济发达，宋人的休闲娱乐时间和空间都大大提升；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其多元开放的文化需求和对体育价值的独到理解。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体育作为全人类共有的一种身体行为和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宋朝，亦不例外。北宋立国之时，危机环伺，因此蹴鞠、相扑等作为军中演练之法，目的只是“远怯懦”“成壮夫”“能斗敌”。而到了南宋时，蹴鞠已彻底脱离了“军中戏”，成为全民皆可乐的文化休闲活动，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宋韵内涵——

宋时的文化思潮，笃信“文武相为经纬之术，二者不可偏废”。在宋人看来，一副健康的体魄是追求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只有“固其肌肤之舍、筋骸之束”，方能“格物致知、修身治国平天下”。比如关涉体育设施建设的“学记”修建，跨越两宋。对足球乃至体育的狂热，非一时兴起，而是整个朝代的持续崇尚。

“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蹴鞠之热，不过是这种文化理念的“放大器”而已。

体育人口，究竟有多重要？

让宋人肾上腺激素狂飙的，又何止是一个足球。

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的南宋临安城，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体育之城”：“蹴鞠、打球、射水弩社，……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

古代“高尔夫”捶丸、军队“训练科目”马球、花样跳水的鼻祖“水秋千”、浪子燕青最擅长的相扑……八百年前，墙上的秋千，天上的风筝，地上的拔河，皆是充斥着汗水与荷尔蒙的宋韵表达。

宋时的诸多大文豪，也都有健身的习惯。

杭州最著名的“苏市长”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跑友”，每天他都要跑上十里路。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强身健体，适应四季变化：“晨兴疾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宣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 

中年后开始健身习武的陆游，是马球的铁粉，还曾走笔作歌：四十从戎驻南郊，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

上行下效，宋朝的体育人口，在历朝历代中蔚为可观。

体育人口有多重要？

让我们把视线重新拉回世界杯。

创造历史杀入的摩洛哥，是本届世界杯当之无愧的“黑马”。其实早在5个月前，国际足联就专题研讨过摩洛哥足球的“丰收”，并将其归功为“三大要素”：设施、人才、高素质的员工。

摩洛哥人口只有3700万人，国土面积和甘肃省差不多，人均GDP只有3100美元，是我国的1/4，但他们却有5个级别的32支职业球队和多达200余支业余及地区联赛参赛球队，甚至还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级足球青少年人才训练中心。要知道，中国足球所谓的职业球队也只有54支。

而两夺世界杯冠军的乌拉圭则更为神奇，虽然只有340万人口，但就是这样的“小国寡民”，却巨星辈出，足球人均GDP世界第一，甚至球员出口都可以算是他们国家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能出现这样的神奇现象，就在于其庞大的足球人口——每10个34岁以下的乌拉圭人，就会有一人是注册球员，比例之高冠绝全球。

虽然运动普及度与最终的竞技水平不能划等号，但体育人口的多寡，永远都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幸福感的一把“尺子”。

在这一点上，古今皆然。

从世界杯到亚运会，为什么盯着“金角银边”？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体育水平的进步是长期工程，从来没有“终南捷径”。浙江省在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中喊出了“高水平建设体育强省”的口号，也是有的放矢。

再过九个月，杭州就将迎来城市史上的第一次国际性体育盛会——亚运会。历史的诸多例证告诉我们，一个城市如果承办了重大体育赛事，首先对其体育人口是一个极大的激发。第二，会留下很多场馆和先进的体育设施，给城市未来长远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比如说青奥会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但它从城市场馆整体升级到大量人才储备，对新加坡的影响依然在延续；深圳的龙岗，11年前借助大运会东风，建成一场两馆的深圳大运中心，一跃成为深圳新兴的城市副中心和文体高地……

作为东道主，杭州没有在比赛场馆的建设上大动干戈，反而在城市的“金角银边”上做起了“嵌入式体育设施”的文章，甚至将其列入2022年度十件民生实事之中。

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样做“本末倒置”，其实这是看得不够远——国际级的体育盛会，意义永远在场外。其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叠加效应，需要等烟花散尽、聚光灯熄灭，人们回归日常生活后，慢慢被时间检验。

如果说竞技运动是体育的塔尖，全民健身则是城市的塔基。

要垒砌“无限风光在险峰”的体育分母，“玩起来”的氛围与“找得到”的设施，这两块“砖”缺一不可。

当下杭州群众体育设施的核心短板，不在数量在结构：目前杭州居民最常用的七种球类场地设施数，只占全市公共体育设施的4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亟需打“补丁”。“家门口的体育设施”不仅要解决“去哪儿”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画好“10分钟健身圈”的同心圆，解决公共服务资源供需错配的问题。

笔者曾经到过莫斯科的街头，在那里很少能见到专门的健身房，但普通的小区里却有好几片运动场，几乎每两三栋楼就有一片。说是运动场，恐怕也算不上。它们的面积都不大，齐全一点的，有一片五人制的足球场、两个篮球架；简陋些的，直接在草地上摆两个小门，照样踢得不亦乐乎。这些“身边的运动场”，从小给孩子提供了“摸爬滚打”的起点。

再将对比的坐标系横置，两年前，上海市政府就提出到2025年建成全球知名体育城市的目标。体育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印记。

这样的前瞻性，在2022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迹可循：放大亚运效应，繁荣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商贸旅游产业，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体育？杭州为什么要办好亚运？

百年前，23岁的毛泽东探究体育之道的6000字力作，其深刻洞见就是答案。文章明笔：“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百年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虽跨越百年，但其精神要义依然同辙共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两样东西的支撑，一是健康的体魄，二是富足的精神。“体魄”与“精神”息息相关，没有健康的“体魄”，“精神”无从谈起。

“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已不可追，“如果宋朝也有世界杯”终究也只是余韵狂想。

千年后正在“文明其精神”的古都杭州，“野蛮其体魄”，亟待得其本，而践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