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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0余名嘉宾以及海内外近500家企业汇聚一堂，探讨大数据未来前景。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系全国首部“大数据蓝皮书”，作为每届“数博会”期间对外发布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国大数据发展形势的重要窗口。5月27日，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No.3》。本报告以期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繁荣提供支撑，进一步为我国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及参与全球治理打好基础。

原文 ：《2019“数博会”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大 数据发展报告No.3>发布——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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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数字文明时代的三大技术基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关键驱动力。其中，互联网技术解决了治理链条里各个节点的连接问题，将原本彼此孤立和静态的单个节点连接成一个紧密网络；大数据技术解决了实体世界在数字空间中的投射问题，使每一个人和物都成为数字影像和数字足迹的总和；人工智能则解决了价值发现的问题，借助算法对海量的数字化内容进行聚合反应进而创造更大价值。三者共同构成了支撑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技术体系，赋予了数字政府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属性，形成了权力与规模有限、组织与服务有效的政府治理新机制，从而在思维范式、运行规则、组织模式、行政效率、服务水平各个层次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变革。

法治政府与政府数字化转型

在万物皆数的时代中，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认同一种“数据即权力，权力即数据”的世界观，即权力被赋予数字化属性，而数据本身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首要内容是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自身模式，以数字化手段优化权力的运行流程，使数字技术赋能到科学确权、依法授权、廉洁用权、精准管权、多元督权全过程中，让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变得规范透明、量化可算、防控有效，最终达到权力的制衡与驯服。

借助数据化能够从逻辑的最底层重构权力的结构与流程，解决其长久以来难以被度量和规制的问题，整个过程主要从信息化、数据化、自流程化、融合化四个步骤进行。

首先是信息化，即运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的政务系统向线上迁移，让政务服务的全过程在内外网上流转起来，为数据再造提供基础；其次是数据化，通过数据留痕记录权力运用过程，同时提升各类数据的结构化水平，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透明度；再次是自流程化，面对系统生成的海量身份数据、行为数据、关联数据、思维数据和预测数据，借助大数据处理技术实现数据的自运算、自激活、自预警和自推送，大幅提升政府的数据治理能力；最后是融合化，即建立跨层级、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数据按需、契约、有序、安全地开放，让各个系统间的数据实现相互流通共享、流畅运用和跨界融合。

治理科技在数字政府运行中的一大应用场景是反腐，它除了能对权力结构体系进行优化外，在权力运行监督、规范公职人员行为、协助纪检办案方面同样作用显著。如在国际上，丹麦、英国、巴西等国通过建立政府层面的数据分析实验室，加强利用数据分析结果来修改反腐方案，完善相关法规政策。而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推行了G2C系统，减少政府采购中的腐败现象；印度研发了名为《我行贿了》的应用程序，为公民举报官员受贿贪污行为提供平台和渠道。

同时在国内，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也为监督执纪问责提供有力武器，比如哈尔滨市推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信息共享平台，汇集了201类312亿条数据，实现了公务员信息核查全市覆盖；再如贵阳市已实施了“数据铁笼”大数据项目，完成了40个市直单位覆盖，监管事项数量达2295个，查找风险点2995个，预警推送异常信息23.88万条。总体来看，基于公安、税务、金融、通信、消费等多源数据的有效利用，可协助反腐案件侦办人员发掘腐败事件的隐藏线索、提升办案效率，同时还能对公职人员财产变动、办事流程的异常变更、人际交往的异常行为等敏感区域实施有效监测，对疑似腐败行为进行提前预警，预先排查事件风险，最终有效地预防腐败现象的产生，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虚拟政府与政府网络化转型

虚拟政府是指运用网络通信技术，将传统物理分布的多个政府机构的业务集成在网络上，并为公众提供在线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政府的网络化变革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其核心在于实现了对传统政府的组织模式重塑和业务流程再造，让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间分隔的限制，实现即时、高效、流畅的团队协作。网络技术具有不受时空限制、去中心化、无边界、强调交互性等特点，对组织的边界、结构、运作方式和产品设计都带来广泛影响，因而自诞生以来，虚拟政府一直被视作政府部门转型的重要目标，也是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组织变革、流程再造、推进民主协商等多个领域。

首先，在组织形态变革方面，政府部门正由原来臃肿的科层制向扁平化、网络化、大部制方向转变。在需求多样化、人员高流动性的网络时代，传统的刚性化组织结构已无法胜任快节奏步伐，固定的职位、严格的层级关系以及多层传递的信息渠道无不对政府治理水平产生阻碍。在这一背景下，为政府的网络化转型提供了解决方案，借助网络技术，政府部门可以有效解决跨地域、跨领域、跨部门的时滞问题，有效扩大组织的管理幅度，提升政府管理效能，进而可以起到削减信息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作用，实现政府组织向扁平化和大部制方向改革。

同时，互联网还有着天然的去中心性和灵活性，不仅增强了原本各自孤立的横向部门间的沟通，有助于推动临时性项目小组的建设，提升政府部门对综合问题的治理能力；而且还能一定程度上强化分权、自我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团队成员的沟通协作提供保障，进一步提升组织效能。

其次，网络化转型有助于推进政府流程再造。长久以来，由于我国政府沿用的是“金字塔”形模式，纵向的上下层级常存在权责不统一的问题，横向部门彼此孤立导致推诿现象严重，因而官僚主义现象盛行。网络化转型的关键就在于清除这些梗阻，将政府业务进行重构。通过推进自下而上的弹性管理、削减不必要的业务环节、提升团队沟通效率等一系列举措，可极大程度上实现政府流程的简化，让企业和公众更加便捷地获取政府服务。从实践来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积极推进网络化改革，探索出了诸如“一站式”政府的新模式，如上海出台了“一网通办”工作方案，组建了政务服务总门户，面向群众和企业所有的线上线下服务事项，做到了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实现协同服务、一网通办、全市通办。

最后，在组织管理模式方面，政府网络化转型的深入，还可为群众提供参与数字协商民主新渠道。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的在线政务服务用户数量已增加至4.85亿，占到全体网民数量的62.9%；其中，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达到134827个，而各级党政机关开通政务头条号账号达到70894个。网络参政议政之所以能够快速兴起，这是由于它能克服一些传统组织模式的弊病。在封闭的沟通模式中，由于决策和执行的反馈滞后，政府和社会沟通渠道不畅，极易导致行政组织和工作人员偏于单向的个人决策，往往忽视执行者和公众的意见，决策结果对实践的指导性也较差。而网络更强调开放，虚拟政府则更注重双向沟通机制的建立，能够推动执行部门、智库团队、社会公众的互动反馈，提升政府决策质量，带动群众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形成共商共建共治的治理模式。

智慧政府与政府智能化转型

政府智能化转型是指借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手段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使管理和服务实现自动感知、分析预测、自动反应、主动服务、辅助决策，通过与机器协作的方式将政府工作人员从烦琐的基础工作中解放出来，进而可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任务。智慧政府作为上述转型的最终目标，不仅在“智能”方面对政府的知识、工具、流程积累做出升级，形成新的政府决策机制、社会治理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智慧”内涵，强调公共产品的精细化、便捷化、个性化，让科技进步的贡献真正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在政府决策方面。由于传统的决策方式多依赖于局部抽样、经验分析、个人决策的方式，往往难以真正反映客观问题，也容易受到个人的环境及情绪的影响，降低决策的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的全局性分析，则可以使决策的精准度大幅提高，有效规避传统决策模式所存在的人力资源缺乏、决策流程冗长、决策者经验信息不足等问题。目前，智能决策已逐渐应用在趋势预测、事件感知、公共资源配置、市场监管等诸多场景，将政府决策的重心由事后弥补迁移到了事前防范，为科学决策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如贵州省与中国知网联合打造了“贵州大数据智库平台”，该平台通过整合文献、群智、舆情、政务等多元数据，能够自动生成群体智能数字化报告，实现“按需获取、智能分析、动态重组、精准投送”，为政府提供全过程的知识服务和决策支持。

在社会治理方面。人工智能的分析处理优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借助智能设备能够增强对环境的感知和监测能力，生成多维立体的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进一步找出有价值的信息，准确、及时地发现问题、对症解决，将公共事件的处理重心由事中干预、事后响应优化为事前预测、超前预判。比如，在城市的关键设施上增加GPS定位器、电子标签、无线传输等设备，可有效监测应对环境的变化，及时化解下水道堵塞、火灾、交通堵塞、公共财物损坏等情况；再如，基于人体特征进行记录和解析，并在数据库和平台上的人脸、步态、轨迹数据对比分析，既可以增强刑侦人员缉拿犯罪分子的办案效率，也能为寻找走失人员提供帮助。

在公共服务方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一方面，通过利用决策树算法模型，可将“沉睡”在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大数据激活，面对不同的服务内容做出相应判断和调整，使难题在远程终端实现自动解决，达成无人化服务。另一方面，该技术还推动了公共产品的个性化升级，基于个人特质所生成的数据档案分析，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模式中对个体精准识别困难的问题，能结合用户的不同需求为其提供可定制的公共服务。如深圳市宝安区在公共服务信息“私人订制”的探索中，尝试利用人工智能对当地政务服务平台沉淀下来的大量用户数据进行挖掘梳理，提前分析预判企业、市民的办事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推送，大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和便利化水平。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1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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