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薇（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白宇（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期

智能传播不断渗入我们社会，以机器模拟人的意识、感觉和处理信息的情景，实现适应性互动。同时智能传播也加速了人类的能动的创造性，构成了独特的人机传播的人文性。当前，我国网民和网络新闻用户主要依靠网络或手机进行新闻消费。但过量的新闻供给也给受众带来认知负荷、情绪低落和恐惧无助等负面影响，促使了反连接与逃避新闻的人数不断上升。路透社新闻研究所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未暴发时，38个国家的调查发现，有32%的人自认经常或有时会回避接触新闻；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新闻回避现象开始上升，仅在英国就有66%的人表示出现新闻回避行为[1]。另外，新闻媒体与意识形态有紧密的联系，习惯性的新闻回避也会对个体、媒体和社会带来冲击。本文关注智能传播时代的新闻回避，探讨具体原因和影响，尝试提出建议。

 智能传播时代新闻回避的定义及原因

新闻回避是由于受众对新闻的厌恶（故意）或对其他内容的偏好（无意）而导致的连续一段时间内的低新闻消费[2]。张雪认为在每个人都存在新闻回避行为，其实质就是一种选择性接触行为[3]。这个界定存在泛化定义的倾向，但研究者从受众认知的角度来测量新闻回避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概言之，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与喜好都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各个媒体上的所有新闻，所以既不能将新闻回避行为不断泛化，也不能将其局限在某一狭小的范围之内。本研究基于受众对新闻消费的自我认知，将新闻回避定义为，受众出于主观或客观原因，对新闻或新闻媒介减少接触频率，或产生过滤、忽视、完全拒绝接触新闻的行为。所以说，不论是人们对媒介或其他内容的抵抗，还是选择性使用，都可以被视为人“去技术驯化”，试图夺回自己主动权的积极尝试。

 （一）技术赋权：个性化媒介使用推动新闻回避行为产生

智能媒体带来海量新闻和赋权于受众所产生的反连接或新闻抵制性行为不断涌现。人是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包括处理客观世界的外向度，也有指向自我主体性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4]。例如个体的反连接与新闻抵抗行为就是尝试恢复自我主体性的体现。面对海量的信息环境，个体在技术的赋权下，不再是李普曼笔下无意识的“最后一排的稻草人”，他们能够自主管理和调整自己的新闻消费模式，使自己处于认知协调之中。人们会借助智能媒体来忽略、过滤、定制和保存新闻等新闻裁剪的形式来应对新闻过载。这样的反连接或抵抗性行为是智能媒体技术赋权的结果，能够帮助他们逃离充斥着海量新闻的拟态环境，降低认知负荷，打破“连接就是一切”的窠臼，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二）自我感知：新闻过载感知与新闻效能感激发新闻回避

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信息过载是过量信息带来晕头转向的感觉，也称为“过度的感觉”。新闻过载感知的关键信号是过量新闻带来的压力、困惑、焦虑和低动力感。大量的新闻会带来认知过载和认知负荷，会导致疲劳、焦虑和无聊，进而诱发新闻回避行为。例如，在一项针对韩国青年人的研究中，发现新闻量的增加会产生新闻疲惫，引发新闻分析能力的瘫痪，进而导致新闻回避行为显著增加[5]。马斯洛认为，我们可以为了减少焦虑而寻求知识，我们也可以为了减少焦虑而避免知道。大多数人倾向于寻找不会引起自我认知不确定性的信息，当新闻的供给超过人们的处理能力时，人们开始感到应对新闻超载或许需要一种自我控制感，即通过有意地排除或忽略新闻来减轻认知成本。

自我效能感是自身能够完成特定任务的自信程度，影响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与行为。新闻消费的基本取向也属于自我效能的一部分功能。新闻效能感从自我效能感发展而来，具有相似的作用，代表着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侧面反映了自我行动的内在能动性和意识主动性。新闻效能感的变化，意味着新闻消费者群体对自己搜索、获取和处理新闻的自信程度产生了变化。因此，在日常的新闻搜索过程中，人们会因为过量的新闻带来认知压力，出现较低的新闻效能感，进而出现新闻回避的现象，影响他们的新闻消费行为。

 （三）媒体建设：媒体公信力低与内容质量差助推新闻回避

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是其赢得公众信任的内在品质，也影响着媒体在未来竞争中的发展。在客观环境中，媒体会遭遇外部环境带来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影响其公信力和内容建设。在内部环境中，媒体管理者和工作者缺少社会责任感，内容粗制滥造，虚假报道、新闻寻租和低俗新闻等频发，损害了媒体公信力。新闻消费者对于新闻媒体的怀疑或不信任会导致其产生新闻回避行为[6]。具体而言，新闻消费还会在潜意识中直接否定该媒体，并且也会忽视该媒体出现的其他新闻，诸如国外的一些受访者将BBC定义为宣传机器，对其具有鲜明的负面刻板印象，回避BBC所发布的新闻。

另外，新闻媒体产生黏性是需要借助内容建设质量来完成的，如果其内容建设质量差，那么必定会影响受众的新闻接触行为，导致更多的新闻回避现象出现。新闻媒体公信力与新闻产品对于新闻消费行为有着重要作用，如果媒体公信力与内容建设质量差，便会诱发大量的新闻回避行为，不利于社会舆论引导和共识构建。

 智能传播时代新闻回避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1.公众公共性消减：公共事务认知与参与行为意愿下降。“新近发生变动事实的报道”是我国广为接受的新闻定义。同时，这一概念说明了新闻是基于社会运行的大环境下，对新近变动事物的报道，具有新鲜性和真实性，与社会密切相关。人类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需要借助媒体完成自我的社会化，形成真的“社会人”。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人们需要借助媒体来认识疫情和防控疫情，进而增强遵守防疫要求的自觉性，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这一过程正是公众通过接触媒体来实现自身对公共事务的全面认知，推动自己的公共事务参与行为。

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公民必须具备知识，并且必须被持续动员。新闻在当代社会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新闻回避行为会使公民获得的知识减少，影响他们具体的行为选择，导致新闻的社会动员能力减弱。例如，建设性新闻作为面向未来、提供解决方案的新闻，弘扬了社会正能量，但大量的新闻回避现象，会使得建设性新闻传播效果减弱，难以发挥积极效益。新闻是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构、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行为也意味着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降低，参与公共领域行为意愿度不高，容易形成“容器人”，损害整个社会黏性，不利于凝聚社会力量。

2.社会共同体瓦解：新闻凝聚力与想象共同体破灭的风险。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印刷术带来报纸的兴盛，在公众和民族之间构建出一个想象共同体，以共同情感为基础[7]。当人们开始出现新闻回避时，新闻的凝聚力和媒体建构共同体的功能也就被瓦解了，即使其建构出来，共同体的意象也是脆弱的、难以持续存在的。因为新闻传播信息和文化原则、塑造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信仰，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新闻回避则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后果，如新闻凝聚共识的作用难以发挥，导致社会发展遭遇阻碍等问题。

在长期的习惯性新闻回避背景下，难以真正构建网络公共领域，还可能会出现群体极化、社会分化和社会对抗等问题。目前，智能媒体进入我们的生活后，平台技术的垄断现象和数字异化变得更为明显更为严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担忧，当新闻回避频繁出现与社交平台技术垄断日益严重时，不仅标志着社会公共议题注意力的衰退，严肃新闻议题让位于娱乐狂欢或被排除在私人领域之外，还会加大构建共识的难度，影响舆论引导的效力。例如，公众在回避新闻后，会投身于使用短视频、图片、游戏、社交等，这一过程中也包含着各类信息和观点的输出，会对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言之，社会公共文化、媒体公共性、社会共同体不断被冲击，公众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关系变得松散，导致对公共议题的漠然成为常态，也就使得社会共同体破灭的风险逐渐成为现实。

 （二）积极影响

1.个体主体性：技术可供性下的自我管理新闻与回避新闻。自我管理新闻是彰显自我能动性的媒介实践。过量的新闻催生新闻倦怠与心理抗拒，形成负面的新闻接触体验，用户开始自我管理新闻，尽可能减少新闻带来的认知不协调感。新闻裁剪通过排除、过滤、定制和保存来实现自我的新闻管理[8]。其一，用户可以减少要处理的新闻数量或降低新闻处理的复杂性，来降低自身的认知不确定性，管理自我的新闻消费。其二，用户可以自我或委托他人定制新闻来进行新闻消费，进而从日常新闻环境中删除不必要的或低质量的新闻，形成更有效、更健康的新闻消费习惯。自我管理新闻实质上是基于自我意愿的媒介实践，重塑了自我的主体地位。

新闻媒体所主张的“万物皆媒”“连接万物”的互动形式，隐喻着一种“连接即正义”的意识形态，连接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信息与社交资本。但事实绝非如此，过多的连接不断加深自我的认知疲惫与倦怠感，导致反连接与回避层出不穷。从表面上看，新闻回避是一种战略性回避或逃避，但实质上意味着另一种自我充实和优化意识，包含着个体尝试对抗新闻过载和媒介异化的主体性行为，反对控制及反技术规训的实践[9]。新闻回避代表着主体性的复归。基于马克思对异化的阐释，新闻回避中体现了对自我、新闻和技术审视，以及具体的抵抗行为，这不仅彰显自我的能动性与反抗意识，还表达了自我希望通过有序的新闻传播环境，进行更为理性有效的对话互动，形成健康新闻消费习惯，实现自我公共性构建的美好图景

2.新闻行业变革：倒逼新闻业革新与新闻分发权重构的可能。新闻回避行为也正在作为驱动性因素，推动新闻行业在理念、业务和未来新闻分发权力等问题上思考与探索。如何争夺受众注意力是其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议题。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正义的推动者和理性对话的倡导者的公共属性不能变。在业务角度，新闻回避加速了新闻业革新的步伐。例如，关注新闻内容中算法技术应用，强调算法伦理、社会责任，突出解决方案的建设性新闻，推动VR新闻、H5新闻和新闻游戏等增加新闻可读性与趣味性的形式，这些业务革新是新闻行业应对传播环境变化的积极尝试，也成为新闻业内在的发展动力。

新闻回避或将催生新一轮的新闻分发革命，迎来新闻分发权再分配的未来新格局。新闻消费者愿意通过偶遇式新闻来管理自己的新闻接受与保持知情，是当前社交媒体语境下较为流行的新闻形式。受众将新闻把关与分发权交给社交好友，通过社交好友来过滤和筛选不重要的内容，以“新闻摘要”的形式进行新闻消费、分享和互动。另外，在当前新闻行业中，科技公司已经通过数据开发和构建基础性平台，全面介入到新闻生产、传播及商业化的各个环节。传统新闻业的客观性、透明性、全面性等公共属性遭到严重挑战。但是随着新闻回避行为愈演愈烈，也意味着借助平台来分发新闻的模式已经引起受众倦怠，将推动新闻业重构新闻分发权，摆脱依附科技公司的命运。新闻消费模式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提供了重构分发主导权的契机，也为构建网络公共领域开创路径。

 应对智能传播时代新闻回避的路径重构

 （一）理念：新闻概念与人文主义相结合

注意把握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与人文主义理念，让正确的新闻理念指导新闻传播实践，切实将两种理念作为自身发展的“压舱石”和“定盘星”。因为技术并没有使得新闻业的公共属性产生迁移，所以仍需重访人文主义，坚持宏观的社会观照意识，关注技术变革之下的个体境遇。在未来，新闻媒体坚守社会角色，追求全面、公正、透明、客观，重访人文主义关怀，追求积极、人文、温度、个性，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探索自身的确定性。

 （二）内容：注重创新性与建设性相结合

注意媒体传播内容的创新性和建设性，实现内容呈现的多元化，形成传播的合力效应，并突出新闻内容解决问题的实践指向。创新性和建设性都是媒体建设的重要因素。创新性是新闻媒体从选题材料、角度、呈现、编码等方面进行创新性生产的过程。建设性是指媒体通过报道来解决问题，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发展。新闻媒体应注重生产内容的特征、类型、频率，突出创新性和建设性，还可以进一步调整内容组织构造、生产流程、考核标准，为其内容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

 （三）传播：人机协同与伦理规范相统一

新闻的接触与回避本质上都需要经过传播环节，故需要遵守相应的传播规律，合理运用技术，遵循伦理规范，发挥新闻的作用，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换言之，我们必须考虑创新新闻传播环境的同时还要重构新闻分发环境，处理好人机关系，不能过度依赖平台，否则会导致传统新闻业的公共价值丧失殆尽，需要人的介入来避免潜在的技术黑箱，以正确的传播伦理为指导，构建出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发挥新闻及新闻媒体的建设性作用，重塑新闻业的灵魂与价值。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薇,白宇.智能传播时代的新闻回避：原因、影响与重构[J].青年记者,2023(01):60-62.